读史记八书_方苞

读史记八书

　　礼、乐、律、历四书，或曰褚少孙所补，或曰盖子长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礼乐，用意尤深。盖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历书及封禅书。至宗庙百官之仪，则袭秦故，不合圣制者。汉之乐，自文、景以前，习常肄旧而己。武帝所作十九章，文虽尔雅，然自青阳、朱明、西皥、元冥而外，多谀诞，且非雅声。其甚者，如太乙马歌，则汲黯所谓“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复排纂为书。盖伤汉之兴，几无所谓礼乐也。故于四时之歌，明著其恉，曰“世多有，故不论”，则非为之而未具明矣。其续以《戴记》、荀卿之文，或乃少孙所为邪？汉之乐既无可次，而律则往古成法，故独著其通于兵事，以为法戒。武帝改历，虽由公孙卿札书，而洛下闳运算日，顺夏正，于历术则无可议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书之义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

　　其后四书论系于书后，亦各有义焉。盖河渠、平准，非若礼乐、律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数次列于后者。封禅书所载诸畤、诸祠，虽有方色牲币之数，而皆秦、汉间妖妄不经之制，且与封禅无与也，故其事并详于书，而略见己意于后。惟天官宜与律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独传其精义者，灾异之变，有亲得之见闻者，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众法于前，而以己意详论于后，所由与律历二书异也。七书皆通古今，而《平准》则汉一代之制，故独以古事附论于后而志慨焉。

　　乐、律、天官三书之末及律书序，前后各附赘一节，意义无可推者，或亦少孙所为。然秦纪亦别载襄公后二百余年事，岂子长摭拾旧闻，始将采用，后复置之，而录者不知而妄附与？是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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