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黄在时文序_方苞

杨黄在时文序

　　自明以《四书》文设科，用此发名者凡数十家。其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或以浮华炫耀一时而行，则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销委焉。盖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

　　丙午、丁未间，闻喜杨黄在守选京师，与余交，间出其时文，能曲畅所欲言，以显事物之理，又能抽绎先儒之书，而发其端绪之末竟者。余亲为点定，凡数十篇。观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树立，常欲开之，使得展布。其后高安朱可亭入为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则以君为首。时君令建昌，寻以部推知广西宾州，未赴任，丁外艰。及服阕，补广东德庆州，则高安既没，余亦罢官。君以忼直忤监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监司皆苦相挤，而大府持之，以君为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职，士民醵金为道赍，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绝。

　　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学江苏，欲得正直有学行者相助，正文体，磨礲群士，余谓“非君不可。”元孚通书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后五日至昆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于松江使院。君适遘疟寒疾，就余于金陵，将与余纵览江介川岩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云松重刻其时文，余覆阅之，益信文之于人，譬诸草木，枝叶必类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诚服，独所至必见恶于长官。元孚思用其文学以广教，思涉月而有变，欲少从容山水间而疾困之，不可谓非所遇之穷也。然余戒为时人作序四十余年，至君之文，则不请而有言。览是编者，可慨然想见其为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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