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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申谦居书


  李渭占至京师,见足下所为《圣木行状》,无世俗芜浊之气,因谓如此人当益劝学,俾治古文。适得来示,乃复记忆。丙戌之春,圣木为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即足下也。

  仆闻诸父兄,艺术莫难于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矣。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犹不能以有立焉。盖古文之传,与诗赋异道。魏晋以后,奸佥污邪之人,而诗赋为众所称者有矣。以彼瞑瞒于声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状,亦所谓诚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为流俗所不弃。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故自刘歆承父之学,议礼稽经而外,未闻奸佥污邪之人,而古文为世所传述者。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后文士所可比并也。姑以世所称唐宋八家言之,韩及曾、王并笃于经学,而浅深广狭、醇驳等差各异矣。

  柳子厚自谓取原于经,而掇拾于“交”字间者,尚或不详。欧阳永叔粗见诸经之大意,而未通其奥赜;苏氏父子则槪乎其未有闻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学不能自掩者也。韩、欧、苏、曾之文,气象各自其为人。子厚则大节有亏,而余行可述,介甫则学术虽误,而内行无颇。其他杂家小能以文自襮者,必其行能少异于众人者也。非然,则一事一言偶中于道而不可废,如刘歆是也。然若歆者亦仅矣。以是观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后所学有以为基,匪是则勤而无所。若夫《左》《史》以来,相承之义法,各出之径涂,则期月之间,可讲而明也。

  来示云:“三至京师,闻仆避客次且而不进”,仆敢自侈大哉!凡叩吾之庐,多汲汲于名称,而欲仆为之羽翼者也。如是,则务学之根源绝矣。仆疾病衰疲,安能舍已所务,与之占占而喋喋乎?若足下资材既有可藉,而渭占又极言内行之修,固所愿见,而重以此事相勖者也。八家集仆无暇点定,足下所知识有在京师而能任此者,当以旧本付之。是不可得,则俟会面而讲以所闻。仆尝为仪礼丧服或问,戴记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读礼,录其易忽者数条以质,惟切究之,余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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