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会馆记_方苞

金陵会馆记

　　京师之有会馆，乃乡先生建立，以便后进之贡成均，试京兆、礼部，守选于吏部者。自明以来，虽小郡邑，选举者稍众，必争为之，而金陵无有。

　　康熙二十二年，罗大理集众力建馆于正阳门之东，以为仕者、商者岁时聚会之所。门堂外群室不过数区，赴公车者暂止而不可久留。吾友宥函既成进士，欲别建焉，而力不逮也。雍正五年春，告余曰：“乡人某有故宅在城西南，捐以为馆，虽修治不易，然其基立矣。”因勤以为己任。逾年，宥函自翰林简台中，寻以老疾告归，而馆之工役粗毕，又市宅后弃地垣而合诸馆以待继事者之恢拓焉。夫金陵为东南大都会，数百年以来，乡先生之贵盛者不少矣。宥函起寒素，官文学，清要为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确，不惟其力之强。又以见任事者果能设诚以为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务也。

　　宥函以作始之艰，虑其久而隳，乃集众议，凡应举及守选者入居皆量资完葺。其贵盛者，则无问入居与否，必重有所出，以待修治恢拓之大用。《公定条例》，以属馆人，而出入则士大夫共稽之。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难惜力，而日非吾一人任也。及安受其成，则又以谓“吾直寄焉”，而不复为之计久长。此凡事所以难成而易败也。凡会于斯者，皆吾侪之将出任国事，以为民依者也。果能以宥函之心为心，则岂独兹馆之不废哉？其当官守道，必有以异于比俗之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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