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集(177)_梦远书城

一七七

　　尝笑儒生妄意尊圣人，秘其道为中国所独有，外此皆不容窥吾之藩篱，一若圣人之道仅足行于中国者。尊圣人乎？小圣人也。盖圣人之道，莫不顺天之阴骘，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损于其间，强万物以所本无而涂附之也。则凡同生覆载之中，能别味、辨声、被色，顶上而踵下，抱阴而负阳，以口鼻食息，以手足持行，其形气同，其性情固不容少异。子思子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推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不必即尊亲，其人自由其道而莫之知也。在人言之，类聚群分，各因其厚薄以为等差，则有中外之辨，所谓分殊也。

　　若自天视之，则固皆其子也，皆具秉彝而全畀之者也，所谓理一也。夫岂天独别予一性，别立一道，与中国悬绝，而能自理其国者哉？而又何以处乎数万里之海外，隔绝不相往来，初未尝互为谋而迭为教，及证以相见，莫不从同，同如所云云也？惟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故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而圣人之道，果为尽性至命，贯彻天人，直可弥纶罔外，放之四海而准。乃论者犹曰：“彼禽兽耳，乌足与计是非、较得失？”呜呼！安所得此大不仁之言而称之也哉！其自小而小圣人也，抑又甚矣。故中国所以不振者，士大夫徒抱虚憍无当之愤激，而不察夫至极之理也。苟明此理，则彼既同乎我，我又何不可酌取乎彼？酌取乎同乎我者，是不啻自取乎我。由此而法之当变不当变，始可进言之矣。

　　夫法也者，道之淆赜而蕃变者也。三代儒者，言道必兼言治法，在汉儒犹守之谊，故老、庄与申、韩同传，而《盐铁论》列于儒家。自言道者不依于法，且以法为粗迹，别求所谓精焉者，道无所寓之器，而道非道矣。至于法之与时为变也，所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也。且无则不能终无，可有尤必应亟有。然以语乎今日，又不徒可有而且无，实今无而古不必不有者也。

　　忆往年共足下谈时事，疾世之薄儒也，嗣同奋起作色曰：“奈何诋儒术无用乎？今日所用，特非儒术耳。”足下便叹绝，说是知言。故夫法之当变，非谓变古法，直变去今之以非乱是、以伪乱真之法，蕲渐复于古耳。古法可考者，《六经》尚矣，而其至实之法，要莫详于《周礼》。《周礼》，周公以之致太平而宾服四夷者也。朱子谓：“《周官》如一桶水，点滴不漏，盖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

　　嗣同尝叹周公之法而在也，谁敢正目视中国，而蒙此普天之羞辱，至率九州含生之类以殉之也哉！盖至是始识周公立法之善，而孔子、孟子皇皇周流，思以匹夫挽救周公之法之将废，终不见用，犹垂空文以教后世，万一有能复之者，所以贻万世以安，不忍于人类日趋消亡，遂有今日之奇祸也。其事至难，其心至苦，斯其计虑亦至深远矣。当时既皆不悟，至秦果尽废周公之法。是周公之法，在秦时已荡然无存，况秦以来二千余年，日朘月削，以迄今日。虽汉、唐之法，尚远不逮，岂复有周公之法一毫哉！

　　然则今日所用，不但非儒术而已，直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犹谓不当变者，抑尝深思而审处上下古今一综计之乎？然以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欲尽取周公之法之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为两汉所可复而不复，而使一旦复于积重难返之时，则势亦有万万不能者。井田可复乎？封建可复乎？世禄可复乎？宗法可复乎？一切典章制度，声明文物，又泯然无传，非后世所能凭虚摹拟。此数者，周公藉以立法之质地也。数者不可复，其余无所依附，自阂窒而难施。故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珩琚而为磬折垂佩之立，人鲜不笑其戚施矣；无筵几而为席地屈足之坐，人鲜不疑其瘫痪矣。

　　是故后世人主，未尝不慕古之良法美意，鳃鳃然效之。若封禅，若乐舞，若耕藉，若亲蚕，诸如此等，不一而足。效之诚是也，而终于涂饰附会，故事奉行，牛非牛，马非马，泥虚文而无实际。即儒生则古称先，研覃经术，一若三代大同，得尺寸柄遂可举而措之，及向用矣，亦终不能有如其所自期而踌躇滿志之一日。岂皆学之不至，与所从学者之不至哉？“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古法废绝，无以为因也。无以为因，则虽周、孔复作，亦必不能用今日之法，邀在昔之效明矣。贯七札者非空弮，伐大木者无徒手，无他，无其器则无其道而已。于此不忍坐视，而幡然改图，势不得不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正使西法不类于古，犹自远胜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又况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盖不徒工艺一端，足补《考工》而已。斯非圣人之道中国亡之，独赖西人以存者耶？

　　说者谓周衰，畴人子弟相率而西，故西人得窃中国之余绪而精之，反以陵驾中国之上。此犹粗浅之论，未达夫性善之旨，与圣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同生于覆载之中，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彼即无中国之圣人，固不乏才士也。积千百年才士之思与力，其创制显庸，卒能及夫中国之圣人，非性善而能然欤？又见圣人之道，果顺天之阴骘，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损于其间，强万物以所本无而涂附之，故暗合而悬同欤？就令如说者之言，西法皆原于中国，则中国尤亟宜效法之，以收回吾所固有而复于古矣。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况穷变通久，如西法之为圣人之道乎？不然，且日贫日弱，长为人役，圣人之道乃终亡矣。故嗣同以为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

　　来语“数十年来士大夫争讲洋务，绝无成效，反驱天下人才尽入于顽钝贪诈”。嗣同以为足下非惟不识洋务之谓，兼不识何者为讲矣。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能讲洋务，即又无今日之事。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固宜足下之云尔。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况枝叶尚无有能讲者。

　　试先即枝叶论之，西法入中国，当以枪炮为最先，其次则轮船，皆不为不久矣。枪炮尚不能晓测量，遑论制造！今置一精枪精炮于此，足下以为可仅凭目力而浪击之乎？势必用表用算而后能命中，则试问：左右前后之炮界若何？昂度低度若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击力若何？寒暑风雨阴晴之视差增减若何？平日自命读书才士，无一人能言者，甚则并其名与制犹不能识。有事则召募愚愿乡农，使用读书才士所不能识之器，不亦大可哀乎！去年日本闻中国购枪械，从而笑之曰：“纵得精者，其如无人解用何！终为我有而已。”后竟如其言。彼之炮兵无不精测算，枪兵亦通晓大略，胜负之数，早辨于此矣。

　　轮船虽内江商轮，曾不能自驭，必聘洋工驾驶，又况海船，又况海军之且战且行。回旋不成三角，何以避碰船？炮机不极灵熟，何以御雷艇？下至风涛沙线，犹须寄耳目于洋工，就令秦越有同舟之谊，而攻战大事，何能专责一二驾驶之人？平时依违近港，虚作声威，初不意真使出战；迨迫以军法，将士环向而泣，至有宵遁者。其能与履险如夷、少成习惯之悍敌，驰逐于洪波骇浪中，而望其不覆败乎？则凡汽机之灵滞，水火之均剂，速率、马力、涨力、压力之多寡，测天以辨经纬，测地以验远近，更无论矣。

　　嗣同尝往来各省机器局，见所谓总办，非道即府，问其得道府之由，上之挟万无一用之举业，弋科目而驯致之；否则入资财而货取之；营荐举而巧攫之。中国辨士论官，固自不出此，何怪于算学制造了不省悟，则以下诸官属之懵然昏然，又不待言。即或一二奇材异能之士杂其中，夫谁知而听之！非无格致书院、武备水师诸学堂矣，而肄业不过百数十人，又不过每月应课，支领奖饩，以图敷衍塞责。非能合天下全力，如治八股之殚精竭智，以治其业，以求御侮之方。兼无一定登进之途，使免于夤缘干禄，而谓此智愚不齐之百数十人，皆可造成人材，有是理乎？材或成矣，又谁知而辨之？于是各局不得已而用西人主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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