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二

集外文卷二

　　◎奏札

　　▼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札子

　　臣闻人臣之义，国尔忘家，君尔忘身。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虽曰激于意气，然亦不可谓非忠孝之实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后，国政傎于上，而臣节砥于下，赖以维持而不至乱亡者，尚百有余年。

　　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臣少游四方，所至辄问守土之吏之为民利病者。无何，而大病于民者，己列荐章矣。民所爱戴者，多因事罢黜矣。叩其故，则曰：“此富人也。”非然，则督抚之亲戚故旧也；非然，则善于趋承诡法逢迎者也。其罢黜者，则以某事忤某上官耳。间有贪残而被劾，循良而得举者，则督抚两司中必有贤者焉，而亦寥寥可数矣。至于九卿，乃九牧之倡，万官庶事之枢纽也。督抚台垣之条奏，特下九卿，必国体民生所系，犹叩树本，百枝皆动，而可或有差忒乎？

　　以臣所闻见，凡下廷议，其为督抚所奏请，则众皆曰：“此某部某长官所交好也，或上方向用，未敢驳正也。”已而议上，则果谓宜从矣。其为科道所条奏，则众皆曰：“原议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而议上，则果谓必不可从矣。同官中即有持正而力争，各部院即有心知其非，不肯画题者，而其议之上达自若也。其保举僚属，半出私意，亦不异于外吏，但偪近辇毂，耳目众著，出于公道者尚可参半耳。是以圣祖仁皇帝中年以后，灼知此弊，刑诛流锢，以惩奸贪，拔擢矜全，以劝廉吏，而亲信清公朴实之人。世宗宪皇帝敬承此意，极力廓清，宵旰孜孜，惟务发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结习。十余年间，少知畏法，而终未革心。盖由营私附势之习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皇上至诚恻怛，谆谆开谕，可谓深切著明矣。而特旨荐举，服在大僚，尚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抚，多以报荒为难，而州县又以匿荒为自安之计。其有不肖者，每遭岁歉，转日夜征比，以迫蹙贫民，冀邀蠲免，因缘为利。此风不改，则皇上日夜忧勤于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堕坏于冥昧之中，尚安望百度之皆厘，实德之及下乎？

　　臣伏读三年中前后谕旨，于臣所陈之积弊，亦既洞晰于圣心，而思有以矫革之矣。然所以矫革之者，则有本统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犹莫举，而“知人则哲”，帝尧犹难之。治道之兴，必内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诚无私、深识治体者两三人，然后可以检制僚属，而防胥吏之奸欺。外而督、抚两司，每省必得公正无欲、通达事理者四三人，然后可董率道府，辨察州县，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识、有守而几于有德者也。虽数人十数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数十人哉！然不如是，终不可以兴道而致治。

　　《孟子》云：“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圣君贤主，未尝借才于异代，亦惟我皇上勤心以察之，依类以求之，按实积久以磨砻之，信赏必罚以劝惩之而已。所谓勤心以察之者，一则明辨部议、会议是非之实也。凡一事之兴废，其利害常伏于数转之后，故虽周公之圣，犹有仰而思之，夜以继日而未得者，况庸常之人，杂以私意，而揣摩瞻狥乎？而奸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饰偏辞，变乱是非，言之凿凿，使观者难辨。孔子所以恶佞之乱义，恶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来，凡廷议皆以宰相断决之，以学士参议之，以给事中驳正之。自明中叶以后，奸相擅权，毒流天下。

　　圣祖仁皇帝时，亦有以招权笼贿，家累巨万者，赖圣明刚断，同时罢黜。而自是以后，洁已自好者，皆以避权为安。内阁拟票，虽有两签，从未有摘发部议之非而奏请改议者。古者御史之外，别设给事中，专驳宰相成议，上及诏旨。而南宋以后，旧典寖废，以故朱子屡叹之。以臣所闻见，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暨我皇上，时有尽屏廷议而独断其行止者，命下必大服众心。故臣愚以为凡部议、会议有关于国体民生者，勿遽批发，必再三寻览，以究其事理之虚实，意见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时圣心，索信其忠诚无私、通达事理者，尽屏左右，每人而独问之，参伍众说，然后内断于圣心。此即虞舜“好问好察”，以辅其惟精惟一之学，而孔子所叹为大智也。

　　臣伏见皇上于部议从者十九，于九卿两议大抵从其列名众多者，道路之口颇有未协圣心如天，或以为主议者众，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实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见，怯懦瞻狥者，明知其非而不敢辨也。抑又闻用人之道，惟知之为难。凡人之智识，必叩之而后知其材勇，必试之而后见其忠邪诚伪，必久与之习而后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师也，武王用之，犹反复穷究，相与问答者凡数万言。管夷吾，齐国之望，鲍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犹每事咨度，相与问答者凡数万言。方今四海九州，万事百度，皆总归于六部，而决于卿贰五六人。每日文书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则奸心必滋于蠧吏，实害必被于兵民。此即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虚己和衷，日夜讲求，尚虑其有失误。而我皇上于六部卿贰中，灼知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凡几人乎？

　　古圣王用人惟己，必先劳于求贤。臣伏愿皇上惟盛暑严寒，宜安养圣躬，不可过劳。外此少有余闲，即延见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览之下，微有所疑，即召见问讯，使各陈所见。听其言语，则明昧可知矣。观其气象，察其心神，则公正私曲，大略可见矣。即有利口而饰为忼直，邪媚而貌类恪恭者，以我皇上之至诚至明，久与之习，必有呈露于几微而不能自掩者矣。其余京堂科道条陈屡合事理，翰林敷奏深当圣心者，亦宜慎选其人，俾轮班侍直，事有疑难，随时召问，以习察其志行，而剂度其材能。至于大僚中已为我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见，与议论天下之事，以穷究其底藴。果能忠诚无私，而又通达事理，则于同官百吏，皆能助皇上以检察而得其实矣。所谓依类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与小人性情心术，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悦，必谀佞侧媚者，虽有才智，而为国患更深。朴直清慎者，虽无才智，尚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

　　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憸人而求吉士，以劢相国家而已。所谓憸人，谀佞侧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谓劢相，朴直清正之士，虽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励，尚可以有辅于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误信小人者，断无小人而能进君子者。故求贤之道，必以其类为招。保举旧例，临时按品秩资格，俾各举一二人。法本无愆，而人多难信。我皇上于在内之九卿、在外之督抚，深信其忠诚无欲者，必各有数人。伏愿特下密旨，命尽举所知，而别其材之所宜，然后考核试验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资格以汛举者，必为得实，而听请托、利身家之结习，不禁而自除矣。

　　所谓切实积久以磨砻者，自汉唐以后，虽仍六官之名，而职事多非《周官》之旧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则吏部之职，非独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实在使请嘱者望风而自止，巧法者百变而难欺。户部之职，非独谨守管钥，会计出纳也，其实在明于万货滋殖之源，生民实耗之本。礼部虽奉行旧典，而事有特举，必当酌古准今，可为后法，且寅清端直，无玷其官。兵部之实在辑将校之骄气，以绥靖兵民；消祸变于无形，以折冲万里。刑部之实在时情罪之宽严，以砥维风教；辨四方之伪狱，以震慑职司。工部之实在识海内山川之形势，以知疏凿之宜；核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于都察院之设，本以肃朝廷之纲纪，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撃要人以后，五十年来，未闻力争国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过掌行过文书而已。

　　然则此职盖几于虚旷矣。伏愿我皇上于部院卿贰，必慎简忠诚，而以明达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各责之以实，使日夜训励其僚属，而随时以进退之，则中材以上咸自矜奋，数年以后，公正之风可作，而练达事理者亦渐多矣。所谓信赏必罚以惩劝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奬进激励而成。平时主部议者，不过正卿中一二人，主会议者，不过九卿中皇上所向用之数人，顺从缄默者长得自安，据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积习为常，所以靡靡日趋于瞻狥，而非果竟无人也。倘我皇上时时延见，一一考验，忠诚者笃信之，明达者褒嘉之，怀私者废斥之，庸昧者退罢之，则旬岁之间，勃然而兴起矣。

　　世宗宪皇帝于大计保举之员，赃罪败露，督抚降调，司道革职，条例甚严，而奉行不实，惟奉特旨独举一人者，降调甚多，而督抚、司道之计典无闻焉。盖以所举众多，不能尽诘，而姑从宽贷耳。用此赂请，阴行举劾点倒，无所顾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执法不移，则孰敢狥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羡归公以后，州县之繁剧者，养廉至千数百金，犹不足以延幕客、办公事。在内诸司，虽蒙加俸一倍，犹不足以僦屋赁仆、秣马供车。伏愿通计天下之耗羡及经赋所余，详加筹画，必使州县得备其公事，诸司得赡其身家，然后一犯赃私，严法不贷。其声绩显著者，则时赐金帛，进爵秩，而使久于其任。如此，则凡为吏者，皆得俯仰宽然，洁已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终身之坠陷乎？

　　信能行此四者，则忠良有恃以不恐，奸邪有术而难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洁己爱民之为安。数年之后，众正盈廷，官守经法，民无幸心，虽大艰猝投，无难共济。而况举先王足民之大经，布前代屡验之良法，尚何虑其阻挠废格，纵私生事以扰民乎？至于民食既足，则当渐为礼俗之防；官常既修，则当实讲教士之法；内治既定，则兴屯卫于边关，设军田于内地，使精神可以折冲；立制防于海峤，谨治教于苗疆，使患害消于未兆。皆宜次第修举，而臣不敢以为言。诚以积习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则为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陈奏，皆臣五十年来所耳闻目见，确知其状，不得不入告圣明者。臣老矣，生世无几时，如以臣言为可用，伏望留臣此折，以验群情，以考治法，时复赐览。如用臣言而无利于民，无益于国，虽臣死之后，尚可夺臣之爵命，播臣之过言，以示惩责也。昧死上陈，不胜悚息瞻企之至。谨奏。

　　▼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

　　臣窃惟明初五经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说，且成于仓卒，不过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辑之书，稍摭众说以附之。数百年来，皆以为未尽经义，不称大全之名。是以圣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经，颁布学官，昭示群士。然惟周易多裁自圣心，所取至约，而前儒未发之藴，开阐实多，故特名折衷，余三经则曰彚纂。我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圣遗经未尽阐扬，诏修三礼，乃汉唐以来未有之盛事，而三礼之修，视四经尤难。盖易、诗、书有周、张、二程以开其先，而朱子实手订之。典谟以下，亦抽引端绪，亲授其徒。胡氏春秋传虽不免穿凿，而赵、啖、二陆、刘、孙、胡、程之精言，采录实多，诸经大义已昭然显著，故折衷彚纂，但依时代编次先儒之言，而不虑其无所归宿也。

　　陈澔礼记说，自始出，即不餍众心，诋议纷起。周官、仪礼，则周、程、张、朱数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经垦辟之经，欲从大全之例，则无一人之说以为之宗；欲如折衷彚纂，但依时代编次群言，则漫无统纪，学者终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义分明，而后兼综众说，始可以信今而传后。

　　臣等审思详议，拟分为六类，各注本节、本注之下。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如程子易传、胡氏春秋传之类。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如易之取象，诗之比兴，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庶几经之大义，开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尽其义类。伏惟我皇上圣学崇深，剖析经史，通微抉奥，故敢略陈愚见，仰求圣诲，鉴定施行，以便排纂。为此谨奏。

　　▼奏重刻十三经廿一史事宜札子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兼管翰林院事张廷玉、福敏奏称：“重刊经史，必须参稽善本，博考群书，庶免舛讹。武英殿为内府藏书之所，就近校阅，实为便易。今拟于编检内选派六员，咨送到殿，俾校勘刊刻，会于一处，则错误可免，而书易成。”奉旨：“依议。编检六员恐不敷用，着添派庶吉士六员。钦此。”臣等即通知庄亲王，令武英殿监造等查库内存贮书籍，并无监板《十三经》《廿一史》。窃思经史惟宋板字鲜遗讹，目今不惟宋板难得，即明初刻本亦少。

　　臣生平所见，惟嘉靖以后之板已屡经改补，无三五页无遗讹者。而现今监板更剥蚀，无一完善可凭以校对。伏祈皇上饬内府并内阁藏书处，遍查旧板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及有列于朝者，如有家藏旧本，即速进呈，以便颁发挍勘。并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板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庶几可补其缺遗，正其错误。更有请者，自唐初孔颕达、贾公彦等所引十三经及传注，并周秦间诸子，已多讹误，宋明刊刻未经订正。我皇上博极群书，倡明经学，臣等当详悉挍勘，一一开列，进呈御览，酌定改正，昭示来兹，庶几此书刊布，度越宋明，以副我皇上嘉惠后学至意。又前翰林院侍读学士何焯曾博访宋板，校正《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遗讹。

　　臣曾见其书，并求下江苏巡抚，向其家索取原书，照式改注，别本送馆，原本仍还其家，毋得损坏。其余挍勘事宜，具列于后，伏候圣裁。

　　一、校勘经史与见修之书不同，见修之书即有遗落，可增删上下文以就合之。经史行世已千数百年，遗落一句数字，即需重刻数十板，劳费甚大，必更番校对，一字无讹，始可写様，必様本对清，始可登板。若限期催促，一部未成，又发一部，必多错误。

　　一、翰林院送到编检六人，奉旨添派庶吉士六人，臣等拟择原在殿编校翰林十二人，合同分派，先对十三经，互稽经传，以考舛误。限八月内将底本对完，臣等细加斟酌，缮折进呈，然后次及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皆有注解，亦宜详勘。以下诸史，则参伍旧本，增改落字错字，加功较易矣。

　　一、旧刻经史俱无句读，盖以诸经注疏及史记、前后汉书辞义古奥，疑似难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乃有裨益。

　　一、前明所刊经史，每卷之首，止列校刊职官姓名，而汉唐先儒转附第一行。每卷之下，且或止称某氏，或具姓名乡里，或并详官阶封邑，诸经诸史，款式各殊，闻彼时书岀，即众议哗然。其后冯梦祯为国子监祭酒，重刻史记，始变其例，众以为是。今拟仿其例，王大臣监修校勘列于目录之前，汉、唐先儒列于每卷之前，分校诸臣列于每卷之末。卷内若有遗讹，则分任其责者无可推诿，庶几各竭心力。又在殿翰林内有詹事府正詹事陈浩、左庶子周学健、翰林院侍读学士吕炽、编修朱良裘行走年久，向来一切编校之事承办居多。今拟将诸翰林所对经史，仍派令此四人分领，以专其责。合并声明。

　　一、刻字之板材，有老穉干久之后，边匡长短不能画一。故自来书籍止齐下线。惟殿中进呈之书，并齐上线，临时或烘板使短，或煮板使长，终有参差，仍用描界取齐，数烘数煮，板易朽裂。凡字经刳补，木皆突岀散落，再加修补，则字画大小粗细不一，而舛误弥多。经史之刊，以垂久远，若致剥落，则虚糜国帑。

　　伏乞特降谕旨，即进呈之本，亦止齐下线，不用烘煮，庶可久而不敝。为此请旨，钦定程式，以便遵行。谨奏。

　　▼请定庶吉士馆课及散馆则例札子

　　昔宋臣苏轼进言：“河北五路乃自古豪杰之场，其人可任以事。然欲使之治声律，读经义，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则惟有不仕而已。请特为五路别开仕进之门。”盖因尔时以诗赋设科，河北五路虽有直方魁杰之材，而自达靡由，为可惜也。国家会试，以南、北、中路分额，士多争论，功令屡更，乃定议分省计卷，钦定名数，此诚至均至平之法。惟翰林一职，专司文学，河北五路及边徼远省与选者甚稀。

　　臣自有知识，窃见内阁九卿，出于翰林者，十常七八。盖因职亲地近，材识志行之美，易达于天听。若散在州县，则或挂于事故，或抑于上官，虽有介节长才，或趦趄以终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为清华，而恨不得与。本科进士已经朝考，我皇上复命王大臣选择，以备引见，此作育人材，公溥详慎之至意也。而朝考取备庶常之选者三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四省，数已三十，其余仅六人耳。岂吴、越、三楚而外，材识志行可以登清华、列侍从者，竟无其人与？徒以声律辞章，素所不习者多耳。选馆之期，伏乞圣明少为留意。

　　至于教习庶常，臣请嗣后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仍课以诗赋，其余各省，则专治本经义疏及《资治通鉴纲目》所载政事之体要。散馆之日，试以所专课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长，而不相强。如此，则东南之士，益留心于经济之实用，而河北五路以及边方之士，亦不至困于声律之未谙，可以陶冶群材，使争自淬砺。盖政事文学，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关尤重，使海内昭然知我皇上取人不专以文辞，而必求其实济，则有志之士，当益思自奋于圣明之世矣。天下之事苟有偏重，则积重积轻之势以渐而成，而弊亦随之。惟圣主能见其微，故臣敢冒陈末见，上渎圣聪。谨奏。

　　▼论考试翰林札子

　　为冒陈末见，以备采择事。我皇上特降谕旨，亲试翰林，俾有学有识者得自见于圣明之朝，而鄙朴无文者不能冒滥，诚陶冶群材，磨礲激劝之至意也。但如云、贵、川、广诸省，地本荒远，学少师承，诗韵文律，俱非所谙。是以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每值选择庶常及散馆之期，于诸省恒多宽假，非特鼓其向学之志，亦怀柔远人之一道也。伏乞我皇上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及陕西、湖南诸省，其文义荒疏，应加罢斥者，较他省稍为矜恤，概赐引见，相其材质，分别改任，以示优容。盖其地登朝之士，较中土为稀，苟有膺清华之选者，即乡邦之众望属焉。傥蒙格外垂恩，不惟可广教思于无穷，亦可使边荒之民，奉扬皇仁，感激勖励。臣不揣愚昧，上渎圣聪，不胜战栗悚息之至。

　　▼请定孔氏家庙祀典札子

　　钦惟我皇上躬履至道，复先圣之丧纪，考三礼之遗文，事关名教，莫不周咨详议，以求其当，洵好问好察之至意也。前副都御史臣陈世倌奏请加封崇祀先师前母，奉旨九卿议奏。臣愚陋之见，与九卿所议未能画一，又忝列礼官，值兹巨典，不敢不敬陈末议，以候圣裁。谨按启圣王娶于鲁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于颜氏。颜父问：三女孰能往？”先师母最少，对曰：“从父之制，将何问焉？”见于家语，见于史记注，见于阙里志，其言历历可据。家语为东汉时孔氏所岀家藏书，至王肃而显。朱子学庸集注乃晚年所定，于“哀公问政章两引家语总注云：“按孔子家语亦载此章，其文尤详，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于篇。”据此，则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孔氏原有家语之书明矣。朱子又尝曰：“孔丛子乃后人所伪作，家语盖王肃编古录杂记，语或有疵，然非肃所自作。”夫所谓有疵者，谓引大戴礼帝系姓及杂记坟羊与骨节专车之类耳。至先师之生母前母，肃岂敢妄为构造？则其为孔氏之旧闻明矣。

　　朱子之言，炳著如此，而或欲据此以为朱子不信家语之征，不亦诬乎？若史记注之正义、索隐，则取诸孔安国、马融、郑康成、何休、杜预、范宁、贾逵、服虔诸儒。周以后之书，莫古于迁史，而孔子世家所载先师父与先师母颜氏配合，甚为诬妄。又云孔子不知父墓，乃其母讳之，故注引家语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于颜氏，以辨史记所传之谬。若以家语施氏之事为非真，则是以迁史所传为可信矣。此又人人知其不可者也。至于阙里志所据本于祖庭广记，乃孔氏世守之书，假令启圣王元配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于家乘而不之削邪？然而孔氏家庙至今无施氏之主者，盖亦有故。缘唐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逆乱，天下分裂孔氏之洒扫户。孔末作乱，杀先师四十二代孙光嗣，而自为曲阜令，孔氏苗裔几绝。

　　是时，光嗣子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张氏挈之逃匿外家。比九岁，鲁人以闻于梁，梁始命仁玉嗣位。仁玉孤幼童昏，复立宗祊于危难抢攘之余，其祀颜氏而不及施氏，岂可以为典要哉？仁玉以后，蹈常习故，不复自反其初。而历代以来，则亦但知崇祀先师于太学胶庠，无由知其家庙并无施氏之主也。而诸臣多谓颜氏笃生先师，不可以施氏之主位于其右，此大非也。先师母颜氏，明于大义人也。观其闻父命而请行，则持身一禀于礼，而无俗情可见矣。身膺先师之封典，秩祀二千余年，而与启圣王相守至老之施氏，竟不得祔于庙，不独先师惄然心伤，而先师母颜氏之心，亦有缺然不自得者矣。

　　我朝重熙累洽，至世宗宪皇帝及我皇上之世，如周家之制礼作乐，大备于成康。故曲阜令孔毓琚既申详抚臣陈世倌以请于前。世倌今为副都御史，又复以为请，诚以数百年来未举之旷典，欲及圣明之世以补其废阙也。昔程子《答友书》尝言若前母无子，似宜以生子之母配。朱子深以为非，谓宜遵唐礼，以前母与生母并配，此万世之定论也。况我朝封典，必先前母而后及生母，今明征于经传之载纪，折衷于朱子之定论，揆以先师、先师母孝敬之仁心，断以我国家之令典，施氏之应受封于朝，设主于庙，义无可疑者，况本乎孔氏子孙之自请，必其实有不安于心者可知也。陈世倌前奏未经部允，今复陈奏，则其为人心之不可以已者，又可知也。臣愚以为应特勅锡封施氏与颜氏并祀寝殿，以昭我皇上锡类之仁恩，迈古之盛典。臣一介寒微，非好与诸臣为同异，以渎圣听，诚以此事系海内之观瞻，关万世之公议，不敢不详悉慎重。苟徇众议，我皇上圣学崇深，必有以察臣言之是非。臣不胜战栗企瞻之至。谨奏。

　　▼请以汤斌从祀文庙及熊赐履郭琇入贤良祠札子

　　伏惟世宗宪皇帝特诏故御史陆陇其从祀孔庙，故工部尚书汤斌又荷我皇上特恩，赐谥文正，补入贤良祠。顷读圣谕，求直言极谏之士，首举陇其为标准。两朝圣主，尚德褒贤，非独二臣之荣，乃邦家之光也。

　　臣窃思汤斌实学躬行，与陇其相匹，而立朝大节则尤彰显，故五十年来，学者号称“汤、陆。”或谓其讲学之书，虽宗朱子，而亦间取陆、王。殊不思陆、王之身已从祀孔庙，而乃以议斌，义无所处。又世宗宪皇帝特建贤良祠，以褒前厉后，而故大学士熊赐履、左都御史郭琇尚未得与，想当时礼官，未有以二臣生平入告者。窃思赐履当四辅臣柄国时，独上万言书劾之，是以圣祖仁皇帝甫亲大政，即擢居辅弼，专以《尚书》《周易》及朱子之书启沃圣心。及晚年再起，立朝则不附权要，私居则泊若寒儒，可谓终始不渝矣。郭琇首发柄臣之朋党奸欺，圣祖仁皇帝赫然震怒，同时罢斥，朝政为之清明，善良由兹坦步，其功最著。

　　窃观贤良祠诸臣，有远不及二臣，但以廉静勤慎而得定祀者矣。而二臣不与，海内公论多以为疑。臣闻古昔圣王操三重之道，可进退百代，以制祀典。故唐虞以前，稷祀句龙，至成汤而易之以姬弃，其明征也。伏乞我皇上勅下内阁九卿定议，俾汤斌从祀孔庙，则可以昭本朝理学之昌明；俾熊赐履、郭琇入贤良祠，则可以为公卿台垣之模楷。此海内有心有口者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议也。

　　▼论九卿会议事宜札子

　　为敬陈末议，以核事实，以肃风纪事。伏惟我皇上布德彰教，兴利除弊，所以惠保黎蒸者，圣心所运，无远不周，群下所陈，虽微必录。臣每自念生逢不世出之圣主，愧无嘉谟以勷盛治。近在九卿班，见有二事，返之愚心，欲缄默而有所不安，故敢敬陈，以备采择。

　　一、九卿会议，宜少为变通，以责实济也。

　　凡发九卿会议，必因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故博稽于众，期询谋之佥同。其或意见各有所主，本许并陈，以俟宸断，此执两而后用其中之道也。迩来值奉旨发议事，主稿之部，先期将原奏传送九卿，及期会集，则主稿之部书吏，将原奏宣读一过，随将所议之稿宣读一过，即以次送九卿画题，聚三四十员之九卿，而取决于俄顷之间。未议之先，既不知主稿者如何定议，俄顷之际，岂遂能耳顺心通？则是有会议之名而无其实也。亦间有一事而再议三议者，亦不过主议数人，相与商论，余惟旁观受成而已。在九卿受皇上深恩，岂敢以雷同附和，苟且塞责？但启口而有言，无答之者，并无辨之者，不过听其自言自止，而画题者已纷纷相继矣。

　　臣愚以为自今以后，凡有会议事宜，令主稿之部先行定议，然后移送九卿，俾得从容审度。如所见相同，即于移稿之上画押，送还主稿之部，不必更行齐集。如其中尚有数人未协所议，则主稿之部专会同未协各员至公所详悉商酌，以求其是。其或必不能同，则异议者将所议斟酌画一画押，送主稿之部，使并列上奏，以俟圣裁。盖凡物之理偏，举其一端，皆可以言之成理，而不见其罅漏。两端并列而相形，则可否立见矣。是非之心，人所同有，主议者能平心以察异已之说，则必无护前自用之失。知异已之说可并达于宸聪，则不敢不虚公详慎。而偏执所见如此，在诸臣既得各抒其敬事之心，而皇上亦可以收兼听并观之益，且可藉是以知诸臣之明昧，自不敢以不当理之浮言，上烦圣听矣。

　　一、詹事、科道应照旧例，使与会议也。

　　查本朝典例，九卿而下，詹事、科道并列会议班，所以尽众人之思虑，以求事理之至当，非具文也。而十余年以来，批发会议事件，多止及九卿，而詹事、科道不与。臣以为国家大事，咨询不厌其周，九卿而外，未必无一得之可采者。况詹事班资清要，不日即列九卿。科道本属谏官，唐宋以来，虽制诰皆得封驳。官虽卑而专司言责，于天下之利弊，朝政之缺失，大吏之过愆，皆得抗言不讳。使凡百有位，莫不严惮于台谏之风裁，所以立制防达壅塞也。我皇上虚怀从善，每谕大小臣工以时纳言，不必嫌畏，何独九卿所议之事，不使台垣诸臣得与其末邪？且诸臣与议事之班，则观其所见同异，即可以验其才识，而有心于国是者，亦得以熟练政务，则即此可为陶冶人才之助矣。自唐宋以来，国家大事，以台谏抗言维挽救正者，史不绝书。即我朝百年以来，科道与会议之班，未闻以狂迂之见阻挠国事者，亦其明验也。请复旧制，詹事、科道仍与会议班，其有卓见与主稿之部不符者，亦得随九卿之后，公同商酌，画一并奏，以候圣裁。如此，则小臣咸思自奋，而我皇上明目达聪之用，未必不少裨万一也。

　　臣愚昧之见，偶有所怀，辄敢轻吐。诚以生际圣明，土壤细流，或可裨山海之崇深，于此而不思自效，是上负圣恩而内欺本志也。臣不胜悚栗企瞻之至。

　　▼谢授礼部侍郎札子

　　本月二十四日，内阁传旨，授臣苞礼部侍郎。闻命惶悚，无以自容。念臣夙负罪愆，蒙圣祖仁皇帝赦除，特命内廷行走，又蒙世宗宪皇帝不次拔擢，于雍正十一年授臣内阁学士。臣以步履维艰，非扶翼不能趋走，具列下情，求别简贤才，以充阁职。蒙降谕旨，命臣勿理阁务，专司书局。凡御门朝贺大典，臣不能随班趋直，俱荷矜容。我皇上御极，召臣侍直南书房，怜其衰疾，恩慈备加，至优至渥，朝夕趋走，亦不责以常例。殊恩叠被，每自恨毫无报称，尤恨弱足并不能与诸臣随班供职，抚心内怍，对众汗颜。今复蒙恩授臣卿贰，伏念秩宗为典礼之司，臣厕其间，非惟职事难供，抑且有玷国体。

　　伏乞鉴臣老病，别任贤才，仍令专力书局，不胜至愿。若圣意不可更易，臣自忖衰疲，力可勉强自奋于圣明之朝者，惟胸有知见，不敢不从诸臣后罄竭愚忱，以仰报圣恩于万一。其一切筋力自効之事，仍祈曲赐宽恤，庶不至点顿失仪，自取罪戾。为此恭谢天恩，沥陈愚悃，无任感激待命之至。

　　▼辞礼部侍郞札子

　　臣以一介寒儒，罪累衰残之余，叠荷殊恩，擢居今职，常思竭诚殚力，上报主知。但夙抱足疾已二十余年，自闰九月下旬，左体偏痿，时复拘挛，兼以心瞀首痟，畏寒气喘，计一日之内，能强起伏，几者不及一二时。虽题奏之稿，循例披阅，亦不能详细审度，与诸臣面议。至于一切行稿，竟不能办。自知于部务毫末无裨，而书馆承修之事，转皆底滞。窃思“三礼”之书，自前世未经厘正，而周官之翳蚀尤多。虽经程、朱论定，以为非圣人不能作，而莽、歆所增窜未尝辨明，群儒所交攻，未尝驳正。圣经深远，众说混淆，折衷义理，信今传后，事实不易。臣用功四十余年，尚未能得其会通。若不及臣精神犹可勉强之时，早完此书，恐衰疾日深，昏疲益甚，讨论不能精密，前后或有抵牾，则重负我皇上委任之专，而虚此盛典。

　　伏乞曲鉴愚忱，解臣部职，别简贤能，俾臣得专力致勤于礼书，按日分功，兼理武英殿事务，及评选时文，勘定《一统志》，教习庶吉士等事。庶部务不致虚担，而诸事得尽实力，非敢以老羸而萌引退求闲之私意也。且臣忝厕卿班，而不能亲理部务，不独抚心自愧，抑且为清议所不容；叨荣书馆，而不能切究圣经，不独职事有亏，抑且惧后儒之指摘。反复思之，惟有据实陈情，上告于圣主，伏乞俯赐俞允。臣不胜激切悚息之至。

　　▼进四书文选表

　　食礼部侍郎俸教习庶吉士臣方苞谨奏。乾隆元年六月，钦奉圣谕，命臣苞精选前明及国朝制义，以为主司之绳尺，群士之矩矱。臣本无学识，又迫衰残，恭承嘉命，为愧为恐。窃惟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伏读圣谕，“国家以经义取士，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巨，故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至矣哉！圣谟洋洋，古今教学之源流尽于是矣。

　　臣闻言者心之声也。古之作者，其气格风规，莫不与其人之性质相类，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形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其间能自树立，各名一家者，虽所得有浅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见。使承学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趋，是诚圣谕所谓“有关气运”者也。臣敬遵明旨，别裁伪体，校录有明制义四百八十六篇，国朝制义二百九十七篇，缮冩成帙，并论次条例，恭呈御览。伏望万几之暇，俯赐删定，俾主司群士永为法程。

　　臣无任战汗陨越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

　　乾隆四年四月初三日。

　　▼凡例

　　一、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择其简要亲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义意无别者，不与焉。正、嘉则专取气息醇古，实有发挥者，其规模虽具，精义无存，及剽袭先儒语录，肤殻平衍者不与焉。隆、万为明文之衰，必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乃无流弊。其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不与焉。

　　至启、祯名家之杰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其余杂家，则偭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故别而去之，不使与卓然名家者相混也。凡此数种，体制格调，各不相类。若总为一集，转觉尨杂无章。谨分化、治以上为一集，正、嘉为一集，隆、万为一集，启、祯为一集，使学者得溯其相承相变之源流，而各取所长。至于我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来之准绳，而加以变化，探正、嘉作者之义藴，而挹其精华，取隆、万之灵巧，启、祯之恢奇，而去其轻浮险谲。兼收众美，各名一家，合之共为一集。前代之文总四百八十六篇，国朝之文总二百九十七篇。昔宋臣曾巩尝称《诗》《书》之文，作者非一，相去千余年，而其所发明，更相表里，如一人之说，惟其理之一也。况制科之文，诂四子之书者乎？故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庶可以宣圣主之教思，正学者之趋向。

　　一、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巳，即翱所谓创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而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险仄纤巧，而于大义无所开通，敷辞割裂卤莽，而与本文不相切比，及驱驾气势而无真气者，虽旧号名篇，概置不录。

　　一、有明正、嘉以前先辈之文，有极平淡简朴而清古可味者，惟间存一二。盖必天资最高，变化于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仿效也。启、祯杂家余习，至于国初，犹未能尽涤。一时名稿中，颇有脍炙人口，而按以文律，求以题义，则未能脗合，不可以为法程者，必严辨而慎取之。至乡会试闱墨，则有其文未为极致，而章妥句适，脉理清晰，亦间存一二。俾中材之士，得量其力所能至而取道焉，庶不致茫无畔岸，而误入于歧途也。

　　一、先辈名家小题文多备极巧心，但美不胜收，且非乡会场程式，兹编不录。其单句有实理可发挥，及中截数何，承上起下、转关过脉者，或上全下偏、下全上偏者，仍自入选。

　　一、向来程墨房书、行书各有专选，今总为一集，惟《程墨》于本篇人名下注记，余不细加区别。间有生前未与甲乙科，而文已行世不可泯没者，亦并登选，俾皓首穷经之士，无遗憾于泉壤焉。

　　一、文章之道，与年俱进，故曹植自言“其文必随时改定。”每见名家文稿，多晩年自订，或生徒编辑，往往有与初本绝不相类者，故凡其人见存者，文皆不录。

　　一、文之义藴深微，法律变化者，必于总批、旁批揭岀，乃可使学者知所取法。然题有定理，理无二致，其中指要，若已经前人阐发，不可复易，则仍旧承用，以“原评”二字别之。

　　一、前人流传名篇，间有字句率易，义理或未妥者，向来各家选本，多有节删互异之处，今择其尤当者从之。其未经诸选摘发而稍加改易者，亦间有之。至于全文俱佳，语句偶讹，难为改易者，必细摘出，亦恐贻误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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