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辨伪一_方苞

周官辨伪一

　　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职》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絘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驱疫禬蛊，攻狸蠧，去妖鸟，驱水虫，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书方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

　　若是者，揆之于理则不宜，验之于人心之同然则不顺，而经有是文，何也？则莽与歆所窜入也。盖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于《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书，不能遽变十一之说，而谓汉法名三十税一，实十税五，则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窜闾师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赋本不止于十一也。莽立山泽六筦，榷酒铸器，税众物以穷工商，故歆增窜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厌胜，妖妄愚诬，为天下讪笑，故歆增窜方相、壶涿哲、蔟庭氏之文，以示圣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变也。夫歆颂莽之功，既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而公孙禄数歆之罪，又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则此数事者，乃莽与歆所窜入，决矣。然犹幸数事之外，五官具完，圣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伪托，按以经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

　　古者公田为居，井灶场圃取具焉。国赋所入，实八十亩。孟子及春秋传所谓十一，乃总计公私田数以为言。若周之赋法，不过岁入公田之谷，并无所谓十一之名也，又安从有二十而三与十二之道哉？闾师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远郊、甸、稍、县、都之别哉？载师职所以特举国宅、园廛、漆林，以田赋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无过十二”之文，而《载师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田赋，更无可疑者矣。

　　周之先世，关市无征。及公制六典，商则门征其货，贾则关市征其廛。盖以有职则宜有贡，又惧所获过赢，而民争逐末耳。肆长之敛总布，盖总一肆买賖官物所入之布而敛之，非别有是征也。若质布则本职无是，絘布则通经无是也。今去絘布、质布、总布之文，而《廛人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市征，更无可疑者矣。

　　《方相氏》之索室驱疫也，《庭氏》之射妖鸟也，《硩蔟氏》之覆妖鸟之巢也，乃圣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气时作，妖鸟夜鸣，人之所忌，其气焰足以召疾殃。故立为经常之法，俾王官帅众而驱之，引弓而射之，则民志定，其气扬，而天厉自息矣。夫疫可驱也，而蒙熊皮，黄金四目，与莽之遣使负鷩持幢何异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体魄，而入圹戈击四隅以驱方良，与莽之令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何异乎？妖鸟之巢可覆也，而以方书日月星辰之号悬其巢；妖鸟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见其形而射其方，犹有说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虫之怪可驱也，而其神可杀乎？神无形而有死，神死而渊可为陵，其诳耀天下，与莽之铸威斗，镌铜人膺文桃汤赭鞭，鞭洒屋壁，异事而同情。

　　今于方相氏去“蒙熊皮黄金四目”及“大丧”以下之文，于硩蔟氏去“以方书”下之文，〔“覆其巢则鸟自去矣，以方书悬巢上，是不覆其巢也”，与上文显背。〕于壶涿氏去“若欲杀其神”以下之文，于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则四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其他更无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惟此数事，揆以制作之意，显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则皆若为之前辙而开其端兆，然则非歆之窜入而谁乎？

　　昔程子出大学、中庸于戴记，数百年以来，莫有异议。朱子斥诗小序，虽有妄者，欲复开其喙，而信从者稀矣。惜乎是经之大体，二子断为非圣人不能作，而此数事未得为二子所薙芟也。虽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则姑存吾说，以俟后之君子，其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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