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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书货殖传后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以及人民谣俗性质作业,则以汉兴海内为一,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两举庶民经业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称农田树畜,乃本富也;后所称贩鬻僦贷,则末富也。上能富国者,太公之教诲,管仲之整齐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赣、白圭是也。计然则杂用富家之术以施于国,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试所长”许之。猗顿以下,则商贾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赣、白圭也。是篇大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

  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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