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禁烧酒事宜札子_方苞

论禁烧酒事宜札子

　　钦惟我皇上特降谕旨，永禁烧酒，此诚经国之大猷，足民之本计，备荒之实政也。嗣因孙嘉淦条奏，发王大臣九卿公议，所见不同，各为一议，并陈御览。复发北省督抚公议，所议次第奏到。本月二十四日，九卿复齐集会议，谓不宜禁者十之七八。在诸臣惟虑开烧锅者之失业，而臣所虑者，则在烧锅屯谷既多，虽遇丰年，米价亦贵，而穷民艰于得食。诸臣所虑者，大丰之年，谷贱伤农，故争言惟俭岁宜禁，而臣所虑者，则在俭岁虽禁亦无谷可积，傥遇灾荒少剧，虽不惜国帑，亦无谷可籴，终不能救穷民之流殍，而厪圣主之忧劳。

　　臣一介寒儒，年力衰残，初列班联之末，虽竭诚无隐，而终不能解异议者之惑，故敢直陈于圣主之前。伏念自汉、唐以及元、明，流民起而为盗贼，皆由饥馑。我国家运方郅隆，毋庸虑此，而蓄积备荒之道，自不可以不豫。即如雍正八年，河南卫、彰等处旱荒，田文镜匿而不报。九年二月，世宗宪皇帝访闻，立遣侍郎王国栋驰驿往赈，尽发数年所积仓谷五十余万石，兼截漕粮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银以代谷，而无谷可籴，惟中家素有储蓄者，尚能自保，其余得赈而免于流殍者十之三。其就食他省者，虽荷先帝仁恩，命所经州县廪给资送，而转死于疾病者，尚不可胜数。此天下所通闻也。

　　伏乞皇上遍询谓烧锅不可禁之诸臣，设更有如雍正九年卫、彰等处之旱荒，将何以赡之？傥有如汉、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数百万帑金以赈之，而水路不通之地，虽有米粮，将如何转运？况邻省亦无积谷乎？诸臣果有善策，即听开烧锅之禁，若并无其策，则臣愿我皇上熟计审处，断自圣心，勿以浮言而阻实政也。至内外诸臣前后条奏，言烧锅不宜禁者，其大指不过二端，其细目不过八条，臣谨一一剖析于后，伏乞皇上存臣所奏，俟王大臣九卿议上时，一一察验，彼此相参，则孰为中乎事理，当乎人情，自无能遁于圣鉴矣。一则谓骤禁烧锅，恐失业之民多，不知开烧锅者，非大有资本，不能具房仓什器，屯积粱谷。此种豪民，即不开烧锅，亦可用其资本，经商行贾，何患失业？

　　凡城市村镇卖烧酒者，多与油盐杂货同一店，虽不卖烧酒，他货未尝禁其市卖，亦并无失业之虞。惟大路之旁，间有搭草棚零沽于行旅者，此不过百分之一。然烧酒虽禁，黄酒岂不可以零沽？则虑民失业，乃似是而非之说明矣。一则谓恐谷贱伤农。果尔，则周公耕九余三为厉民之政，《孟子》“菽粟如水火”为乱政之言矣。史称唐太宗时，斗米三钱，民行万里，不持尺兵，用致刑措。而我朝康熙三十年前后，臣时往来京师，米麦之价，仅及近岁之半。彼时百物皆贱，家给人安，未闻以谷贱伤农。目今即令民间岁岁积谷，行之以久，尚未必能复康熙三十年前后之旧，而诸臣豫以榖贱为忧，实臣之所不解。然则谷贱伤农为似是而非之说明矣。

　　一、谓谷糠不以造酒，则无糟以饲六畜，此乃情理所绝无者。夫谷糠去其精华以为烧酒，其糟粕尚可以饲六畜，则精华尚存之谷糠，以饲六畜，必更肥硕，此物理之最易明者。若谓必为糟而六畜乃食，则是未经造酒之谷糠，委之于畜，畜竟不食也，其谁信之？

　　一、谓高梁有味涩者，止可喂养牲畜。即就所言，北五省大家小户六畜需用高梁之处正多。且李卫前奏宣化一府瘠地所岀高梁，味虽微涩，值荒岁，百姓亦颇赖以充饥，则是高粱无不可食之明证也。

　　一、谓禁止烧锅，则当先禁烧曲，此说是也。但谓凡镇市开厂造曲，耗谷累千万石者，在所必禁，而民家自躧烧曲者则听之。此说乍看似为近情，其实积少成多，耗谷与开厂等。小民逐利，既开其端，则人人皆托名自用，而无以禁之。是向之聚造于一处者，今特使分造于各州、各县、各乡、各镇耳。是名为禁而实纵之之术也。

　　一、谓高粱难于久贮，其说甚为荒唐。且五谷未有不可久贮，久贮则未有不生蛀虫，略有损坏者。小民岁蓄，每家不过数石数十石，收藏晒晾甚易，非有成千累万之相因也。即富户粮谷丰盈，有累千百石者，每岁皆可推陈易新，岂坐而视其损坏乎？即据尹会一所奏，亦只云大约朽蛀，则是亦难直断以不可久贮也，其为影响之说明矣。

　　一、谓严禁烧锅，则私烧者多，必致比户扰累。不知惟开烧锅，难于密秘，虽高墙深院，气味必达于外，不比私造赌具，销毁制钱，可藏匿而为之也。地方官果肯实力奉行，查禁最易，岂有比户扰累之弊？

　　一、谓禁烧酒，则造黄酒者必多，转致费耗糯黍精凿之谷。殊不知黄酒不可久搁，尤不可致远，车载则色恶而味变。又深春、炎夏、初秋皆不可造，且价高而难以充量。饮烧酒数两者，非黄酒三二觔不得一醉。即有中人之产，亦岂能用十倍之资以纵饮？穷民则不禁而自不能沽，所省民间饮酒之费，十居六七，又其显见者也。

　　一、谓骤禁烧锅，恐胥吏乘此以扰民。不知前此惟阳奉阴违，或开或禁，故有司胥吏得缘为奸利。若通行禁止，官能守法，民自知畏，更何缘以扰民？见今直隶、山东严禁烧锅已经数月，未闻扰民别生事端，其明验也。

　　一、德沛奏称膏腴之土，植无用之材，已属暴殄，况登场之谷，为乱性之资，又自古及今，皆知其不可者等语，是其意谓不可不禁也。而又虑州县官有刑名钱谷之责，千把总有操防训练之司，不得不委之兵役番捕，恐愚民受其侵扰，此则为有司所蔽惑耳。国家设守土之官，以察民间之疾苦，兴利除弊，皆须必躬必亲，实心为之经理。若除刑名、钱谷、操防、训练外，一切委之兵役，则不可以任州县之寄，为百夫之长矣。

　　伏念烧锅之禁，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所屡申也，所以阳奉阴违者，皆由不肖有司及本地势绅有所利而为之护持，是以胥吏土豪得因缘以为奸利。今闻圣主特谕永禁，则有司势绅百方巧说，以惑九卿督抚之听。九卿督抚以言者众多，遂谓此众人之公言，而不知其为不肖有司及势绅之私意也。若千百万穷民之苦谷贵而望禁烧锅，则何由达于九卿督抚之听哉？臣区区之心，不胜激切仰企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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