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鄂少保论治河书_方苞

与鄂少保论治河书

　　《考工记》云：“善沟者，水漱之。”明嘉靖中，潘公季驯以治河显名，论者以比禹功。其实不过引山东骆马诸湖之水入黄河东北岸，以荡其沙，引洪泽湖之水自清口入黄河西南岸，以荡其沙，用是黄、运安流百有余年。自康熙初年，总河靳公开中河以避粮船，溯黄而上，百八十里风波之险，于漕运实便。而清水之出东北岸者，下移百八十里，地平而流缓，不能复刷北岸之沙，由是河身日垫而高，岁加黄堤以防其决。继事者莫知省忧，以致康熙三十年后，黄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河州县岁被其灾。圣祖仁皇帝指授方略，命张公鹏翮塞高堰诸坝，疏清口引河，四十余年，漕运客商皆便，此其前鉴也。一自靳公奏请，自淮安至扬州运河止，宜每岁加堤，“不必挑濬，永著为例。”淮扬士民万口同声，谓堤与城并，人将为鱼鳖，怨诅百端。某尝譬晓之曰：“靳公知河道者也。”

　　旧制，冬三月闭天妃闸以濬运河，以黄、运河身相等，故可濬耳。自中河既开，徐州以下，北岸无漱黄之清流，河身日高，安得不每岁加堤以防溃决乎？黄河加堤而运堤不加，则自黄入运，势如建瓴，清水虽大，亦不能敌黄，而浊流之灌运必矣，况又濬而深之乎？其土人终迷不悟，不料有倡濬运之谋者，而其害立见矣。此目今运河病证之最难救疗者也。将来必仍每岁加堤，如靳公初议，然后其患可除。然非增筑堤基，广厚加倍，其上难更加堤，虽强加之，亦难成而易溃，此理势之必然也。

　　一、明时有欲泄洪泽湖之上流，自盱眙凿通天长、六合，出瓜埠入江者，潘公季驯以为中互山麓必不可开，况上流泄，则清口入河之水弱而不足以敌黄，此百年以前之形势也。自康熙末年，河决武陟，入洪泽，而湖之淤垫几半矣。目今湖水小则不足以敌黄，大则漫高堰而冲下河，诸州县漕运亦为之阻。若上流可泄于江，则开建石闸十余所，水小即下板实土蓄水以敌黄，水大则量开闸板以泄暴涨，实此时之良策。但开凿山麓甚难，必数年而后成功。苟可行，不宜畏难而蓄患也。

　　一、水土之性，必土著耆民乃究悉其原委。明潘公季驯自言嘉靖中受命治河道，忧惧无措，所至即进群叟与长年三老而问之，乃知河性喜，故三已四起，终以此成功。两年来，淮扬土人皆言新开河口闸坝，乃故河督靳公曾用之，而未见其利者。其后张公鹏翮再三审度始定。旧闸，黄、淮相安四十余年，自开新闸，害已立见，万口咨嗟，尚可专已护前，而置漕运之险艰，下河数百万生灵之阽危于不问乎？黄、淮异涨，必在伏秋，春末夏初，水势中平，即新口旧口皆可通行，亦不足恃。试思有明中叶，潘公季驯，承淮、黄并决之后，修复故道，而安澜者百有余年。

　　康熙初，靳公易之别开新河，酿成河身日高，俯临城郭，永不可救之患。遂宁张公亦承河防大坏之后，修复清口故道，而河沙渐散，海口复通，后人守之安澜者已四十余年。奈何坚信一二愚妄人之言，而欲掩已见情形，行旦夕难保之危道乎？目今两河众兆，皆言大有益于河者，莫过于张公所筑磨盘墩，宜急复之；最有害者，莫过于新筑之拦黄坝，急宜毁之。河督仁明，岂难从民所欲，特恐造谋之愚妄人，复进窕言，变乱是非，以亏贤者之德业，宜苦口以忠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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