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溪集卷一　读经

卷一　读经

　　◎读经

　　▼读古文尚书

　　先儒以古文尚书辞气不类今文，而疑其伪者多矣。抑思能伪为是者谁与？夫自周以来，著书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数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诸《伊训》、《大甲》《说命》之间，弗肖也，而谓左丘明、司马迁、扬雄能为之与？而况其下焉者与？然则其辞气不类今文，何也？

　　尝观史记所采尚书，于“肆觐东后”则易之曰“遂见东方君长”，“太子朱启明”则曰“嗣子丹朱开明”；“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则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如此类不可毛举。因是疑古文易晓，必秦、汉间儒者得其书，苦其奥涩，而稍以显易之辞更之，其大体则固经之本文也。无逸之篇，今文也。试易其一二奥涩之语，则与古文二十五篇之辞气其有异乎？

　　迁传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遂以起其家逸书。”而安国自序其书，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仅就伏生之书以证而得之，则其本文缺漫及字体为伏生之书所不具者，不得不稍为增损，以足其辞，畅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独为易晓，而与伏生之书异与？然则迁所云“以今文读之”者，即余所谓“以显易之辞通其奥涩”，而非谓以隶书传之也。

　　▼读大诰

　　昔朱子读《大诰》，谓周公当时欲以此耸动天下，而篇中大意，不过谓周家辛苦创业，后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复归之于卜，意思缓而不切，殊不可晓。呜呼！此圣人之心所以与天地相似，而无一言之过乎物也。盖纣之罪可列数以耸人听，而武庚之罪则难为言。所可言者，不过先王基业之不可弃，与吉卜既得，可征天命之有归而已。夫感人以诚不以伪，此二者乃周人之实情，可与天下共白之者也。其于武庚，则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尝有一语文致其罪。其于友邦君，第动以“友伐厥子”之私义，而不敢谓大义当与周同仇也。非圣人而能言，不过物如是与？

　　不惟此也，周初之书，惟牧誓为不杂。武王数纣之罪，惟用妇言，弃祀事，而剖心、斮胫、焚炙刳剔诸大恶弗及焉。至于暴虐奸宄，则归狱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读牧誓而知圣人之心之敬，虽致天之罚，誓师声罪，而辞有所不敢尽也。读大诰而知圣人之心之公，审已之义，察人之情，壹禀于天理，而修辞必立其诚也。然大诰之书，自汉至宋，千有余年，读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后得其间焉，是又治经者所宜取法也夫。

　　▼读尚书记

　　书说之谬悠，莫如君奭篇序称“召公不悦”，及周公代成王作诰，而弟康叔。自唐以后，众以为疑。朱子出，其论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

　　余既辨周官，正戴记，然后悟曰：“是二者亦刘歆之为耳。”盖歆承莽意作明堂记，奏定居摄践阼之仪，而戴记所传无是也。故预征天下有逸礼、古书、周官文字者，令记说于廷中，以示明堂记所自出，〔不徒购其书而征其人，使记说利其无稽也，故前后至者以千数〕而又多为之征，于文王世子之篇窜焉。周末诸子言礼者，莫笃于荀卿，而网罗旧闻，莫先于史记，故于荀氏、司马氏之书亦窜焉。奏称“周公践阼，而召公不悦”，所以探汉大臣之心，而多为之变以携之也。而于记无可附，故于君奭之序窜焉，而并窜鲁、燕世家以为之征。

　　莽改元称康诰“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为周公受命称王之文，则当是时尚无篇首周公作洛众会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则必引为明证，而不徒虚为之说矣。〕歆知其说为天下所心非，故复窜此以设疑于后世尔。盖是篇乃伏生之书，博士弟子所循诵也，若早窜焉，则众哗然而辨其非矣。苏氏谓康诰之首乃洛诰错简，群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时实与多士篇应，而见士于周，义亦近焉。盖五服之国，各登其民治而贡士于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义无存焉，虽存而不论可也。余悯汉、唐诸儒为歆所蔽，使圣人之经受其诬，而记礼者及荀氏、司马氏亦为歆而受恶，故辨其所由然，使后有考焉。

　　▼读尚书又记

　　西伯受命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及以是年改元，自欧阳氏辨其妄，群儒昭然若发蒙矣。然特谓司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书之传，诗之序，自前世多疑其伪，惟史记为完书。迁知六艺必折衷于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为异说乎？盖莽既称《康诰》以为周公居摄称王之文，故复为此，以示居摄称王而复臣节者，周公也；受命称王而不复为人臣者，文王也。纣君天下数十年，西伯断二国之讼，诸侯乡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况孺子襁抱，刘崇潴，翟义灭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国吏士同心相推戴乎？

　　〔《纬书》言“文王受命，有白鱼负图、赤雀衔书之瑞”，亦莽受铜符、帛图、金策，据以即真之符验也。〕

　　诗、书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谓继世而为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谓受命为西伯而専征伐也。以受命为称王，自史记始，而后为《书传》《诗序》者因之耳。《史记》宣、成间始少出而未显，今所传乃歆所校录，而可据为信乎？

　　〔《周本纪》：“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至王瑞自太王兴”，不独与《论语》、《中庸》显背，绳以文义，亦多骈旁枝削之，前后语意正相承无间。〕

　　朱子谓：“史记之妄，欧阳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统未集’，实为痕瑕。”呜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书、毛诗皆自歆发。歆为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则《武成》及《周本纪》之文为歆所增窜，尚何疑乎？呜呼！歆之遍窜群书以曲为弥缝，乃其奸之所以卒发于后世与！

　　▼读尚书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尚书自毕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达其义。余尝考之，费誓，则事可传也；君牙、冏命、秦誓，则言不可废也；吕刑、文侯之命，则事不可没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变；文、武之旧都，至平王而终弃，可无志乎？吕刑之言，虽或不可废，而孔子录之，则非以其言也。观文侯之命，无一言之当物而弗删，则以著事变，而非有取于其辞义审矣。司马迁作史记，于费誓具详焉，于秦誓删取焉，而文侯之命则没之，盖以其言无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没也。用此观之，圣人删述之义，群贤莫之能赞，岂独春秋之笔削哉！

　　书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兴，用贤讨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诰策命之文，无一见焉。先儒以谓亡于幽王之乱，而余窃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书，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于乱亡之余，非得之周室之史记也。

　　自唐虞夏商，非关一代废兴之故，不以列于书。故周书自毕命以前，皆造周毖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専取辞意之善，则成康之际，周召共政，史逸作册，其命官之辞远过于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义安处与？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与誓诰并列于学官，而立为四术。其余内史所藏，孔子盖未之见也。吕刑则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鲁若晋若秦之书，则其国传之；君牙、冏命则其家守之。子尝学礼，而病杞宋之无征，故于周书惜其仅有存者，而录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诸周内史所藏，则岂宜阔希而不类如此哉？

　　〔使内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见，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续备有周一代之书，而定以百篇之数。〕

　　抑观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叹世变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变乱于穆王，而读其书，彬彬乎去成、康不远也。秦穆“悔过思贤”之言，可法于后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与行显背，而谓可途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尝有是也。二帝三王纯一忠敬之风，其尚可复也哉！此又序书之隐义也。

　　▼读二南

　　二南之序曰：“系之周公，系之召公。”余少受诗，反复焉而不得于心。及观朱子集传云：“得之国中而杂以南国之诗，谓之周南；得之南国者，直谓之召南。”然后心惬焉。而《汉广》、《汝坟》所以独列于《周南》，则其义未之前闻也。

　　夫周道兴于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汉也。风教远烝于此，则周之西南，沿汉与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怙冒，举诸此矣。至于汝坟，则又自西而益东，自南而渐北，殷商国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辞义，以视召南诸篇，亦莹然而出其类。方是时，被化之国，其上之风教虽能应于《关睢》《麟趾》，而下之礼俗犹未尽淳。

　　观汉广之爱慕流连而知其不可求，则与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惧心”者异矣。草虫、殷雷，自言其伤而已耳。汝坟则忧在王室，而勉其君子于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录此二诗，而被化之先后，疆略之广轮，观感之浅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国之风，其篇次列于周太师，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诗之在周南，则为周公所手订决也。惟何彼秾矣其作于镐、洛，若齐人为之，皆不宜以入召南。岂秦火之后，诗多得之讽诵，汉之经师失其传而漫以附焉者与？

　　▼读邶墉至曹桧十一国风

　　汉、唐诸儒，于变风傅会时代，各有主名，以入于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犹哓哓。盖谓一国之诗，数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闾阎丛细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间录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于此，而不知删诗之指要，即于是焉存。盖古者自公卿至于列士，职以诗献，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旧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缁衣》而外，士大夫忧时闵已之诗，所存无几，而丛细猥鄙之辞，则无一或遗。盖民俗之真，国政之变，数百年后废兴存亡昏明之由，皆于是可辨焉。

　　稽之春秋，中原建国，兵祸结连，莫剧于陈，郑、卫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诗惟三国为多。〔乐记虽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论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恶淫人，不惟其君以此败国亡身殒嗣，其民夫妇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无宁岁也。而淫诗之多寡，实与兵祸之疏数相符，则删诗之指要居可知矣。齐、晋、秦三国最强，而两国无淫诗。齐襄灾及其身，崔杼弑君，陈氏窃国，皆由女祸，故齐诗终于猗嗟、载驰，敝笱始于鸡鸣。秦之亡，以亲奄幸，疾师儒，故秦诗始于车粼、驷驖，终于夏屋。唐俗勤俭，固其所以兴也。然纤啬筋力，则艳以利而易动，故其后赵盾、栾书皆为国人所附，而晋卒分于三族，乃桓叔、武公为之嚆矢耳。国以此始，亦必以终，兹非其明鉴与！

　　若魏、若曹、若桧，国小而邻逼，故君民同忧，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贪愚，则国非其国矣。总而计之，邶、墉无征，魏、桧早灭，卫、郑以下七国之亡征，并于所存之《诗》见之。非圣人知周万物，而百世莫之能违，其孰能与于此？然则郑之亡转后于陈，而卫之亡又后于宋，何也？郑之淫风盛于下而未及其上，卫有康叔、武公之遗德，虽至季世，犹多君子，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或同始而异终，或将倾而复植，岂可以一端尽哉！以是知天命无常，国之兴亡，一以人事为准也。

　　▼读邶墉魏桧四国风

　　魏、桧之诗，皆作于未并于晋、郑之先，其辞其事，可按而知也。晋自桓叔以后，阴谋布德以收晋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贤者思隐，吏竞于贪，此君子所以叹心忧之“谁知”，而小人则已望乐郊而思适也。桧风之作，盖在厉王之世，有识者忧宗周之殒，为将及焉，此《苌楚》《匪风》所以作也。群儒乃以比于邶、墉，谓所言皆晋、郑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

　　〔《集传》谓“魏诗为晋作，桧诗为郑作”，并引苏氏桧诗之说必出自他人，朱子误记为“子由”耳。〕

　　夫晋至武、献，思启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抚辑之，岂复有《硕鼠》之号？而桧并于郑，在东迁以后，武、庄强盛，王室再造，大难已夷，又何风骇车倾之惧乎？

　　邶墉旧国之诗，无一存焉，何也？以诸国之风，比类以求其义，必其君有大美大恶，民心以动，国俗以移，而后风谣作焉。鲁宋望国，历年久长，而诗无风，况蕞尔之邶墉，立国又日浅哉。鲁宋之君，有簒弑而无淫昏，簒弑之恶，宜载于册书，而国之臣民则不忍作诗以刺也。其俗由旧而无大改更，故无风之可陈。〔观鲁为吴公子札所歌《风诗》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说诗，必以意逆志，而又在于论其世，其此类也与。

　　▼读王风

　　世儒谓“读王风而知周之不再兴”，非深于诗者之言也。方是时，上之政教虽傎，而下之礼俗未改，其君子抱义而怀仁，其细民畏法而守分，以道兴周，盖视变鲁变齐而尤易焉。

　　黍离、兔爰，忧时闵俗，百世以下，犹使人悱恻而流连。“大车槛槛”，师都犹能正其治也；“君子阳阳”，匿迹下僚而不改其乐也。采葛忧良臣之见谗，丘中惧贤者之伏隐，观其朝，有若荣公、皇父、师尹之败类者乎？君子于役，发乎情，止乎礼义者无论矣。葛藟悲无兄弟，则宗子收族，大功同财之淳风犹未冺也。戍者怀其室家，而于君长无怨言，思奔之女，自誓于所私，按其辞意，亦未尝心非其大，夫观其民，有若晋国之诬于栾氏，齐、鲁之隐民心归于陈季者乎？

　　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烦促之音，无一有焉。盖自周公师保万民，君陈、毕公继治于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渐于教泽，忾于德心，而知礼义之大闲。故降至春秋，簒弑攘夺，接迹于诸夏之邦，而王室则无之，以众心之不可摇夺也。子颓、子带、子朝之乱，国民乡顺，官师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谋，而乱贼皆应时诛讨。使当是时，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则其兴也勃矣，况能托国于周、孔乎？

　　然孔子志在东周，其于齐、卫之君犹睠睠焉，而适周则未尝一自通于共主及二三执政，何也？盖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羁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从，非圣如汤、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国而用之，践桓、文之迹，然后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兴，遂谓王风气象薾然，不可振起，是所谓见其影而不见其形者也。孟子言“诵《诗》读《书》，道在知人论世”，而自道其学曰“知言”，有以也夫！

　　▼读齐风

　　余少读著，疑，与郑之丰、卫之桑中为类，而非讥不亲迎。〔亲迎之礼，壻本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且跬步之顷而三易其瑱，不惟无此礼数，亦非事之情。〕及少长，见班固地理志，然后得其征。盖此女所奔者非一人，东方之日，则奔之者非一女也。齐自襄公鸟兽行，下令国中长女不得嫁为家主祠，名曰“巫儿。”至东汉之初，俗犹未改。故当其时，奔者亦若无怍于父兄，受其奔者亦可无憎于里党。〔盖惟听其奔，然后可以安人情，别天属也。〕显言而公传道之，是以郑、卫之诗，按其辞可知为淫奔而著与东方其事其辞，与夫妇之唱随者，几无辨也。

　　《国语》称襄公“田狩毕弋，不听国政，而惟女是崇”，则还与卢令亦同时所作耳。齐之立国能强，由其民习于武节，而其后篡弑窃国之衅，皆由女宠。其诗十一篇，二为游田，五为男女之乱，而冠以古贤妃之警其君，盖齐之所以始终者具此矣。孔子删诗，事有细而不遗，辞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废兴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则郑、卫、齐、陈之淫声慢声，胡为而与《雅》《颂》并立与？

　　▼书周颂清庙诗后

　　旧说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乐歌。盖以四时祫祭，皆于太庙，无独祀文王之礼。然武王革殷之后，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无祀文王之乐歌。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尚在五庙中之稷庙。及武王迁镐，乃立天子之七庙，而周公于是时特起大义，立庙于丰，独祀文王。〔成王作洛，至于丰而发命，则丰庙作于迁镐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于丰庙。康王命毕公保厘东郊，则步自周至于丰。江汉之诗“召虎钖命，告于文人”是也。

　　盖祫祭先公先王于后稷之庙，率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当世之公侯卿大夫，而临以上古之侯伯，则义有未安。镐京虽有文王之庙，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临焉，而独受命于文王之庙，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别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义也。然则“载见辟王”，何以有独祀武王之诗？曰：此其事与文王异。是乃成王免丧，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庙而特祀焉。仪礼所称“吉祭犹未配”，谓此也。盖事应祧之祖之，终不可缺一时祭，故必祫于太庙，奉祧主以藏夹室，然后特祀新主于所入之庙。文王，侯伯也，吉祭于庙，不宜有乐歌。成、康以降，后王皆有吉祭，而不为乐歌。古人事君亲要于诚信，不敢溢言虚美，以滋天下后世之口实也。

　　▼又书清庙诗后

　　或谓《武成》丁未祀于周庙，天子诸侯之出，归告于祖祢之正礼也。即事者惟邦甸侯卫耳。越三日庚戍，柴望，大告武成，告至于前所告者之正礼也。以顺天革命，故特举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冡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乃庶邦君臣受命于周之始。古者爵命必于祭，安知非此时特祭于文王之庙而作是诗也。然方是时，先公先王之乐歌未作，不宜先荐文王之诗。五庙之旧制未更，乐章不宜首举清庙为义。且朱子既据贾疏所推日历而升“既生魄”三语于丁未之前，则未知孰为定论也。

　　或谓据戴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则时祭亦有犆，安知此诗非用于犆祭时乎？不知以禘为时祭，乃汉儒约春秋所书“鲁禘”，傅会而为之说，前儒之辨明矣。虽夏、殷之世，礼文质略，事亦难举。至周则前期卜日、卜尸，散斋七日，致斋三日，使日祭一庙，祭之明日，绎而宾尸。自致斋以至终事，兼旬中无一日之间，人力则实不能胜，国事则一切废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群辟、朝聘会同之政，日不暇给矣。用此知时祭必无犆，而凡祀文王之乐歌，皆始作丰庙时所荐也。

　　▼读周官

　　呜呼！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岂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谓“尽人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于是书具之矣。盖惟公达于人事之始终，故所以教之、养之、任之、治之之道，无不尽也。惟公明于万物之分数，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无不尽也。运天下犹一身，视四海如奥阼，非圣人而能为此乎？

　　然自汉何休，宋欧阳修、胡宏皆疑为伪作。盖休耳熟于新莽之乱，而修与宏近见夫熙宁之弊，故疑是书晩出，本非圣人之法，而不足以经世也。莽之事不足论矣，熙宁君臣所附会以为新法者，察其本谋，盖用为富强之术，以视公之依乎天理以尽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较然异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无定居，而责以相保相受，有辠奇邪相及，则已利害分半，而不能无拂乎人情矣。修与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书为伪，是犹惩覆颠而废舆马也。

　　是书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战国、秦、汉之人能伪作，则冬官之缺，后之文儒有能补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补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补者何也？则事之理有未达，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呜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规模可见者，独有是书。世变虽殊，其经纶天下之大体，卒不可易也。若修与宏者，皆世所称显学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为治者笃信而见诸行事哉？必此之疑，则惟安于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后儒之浮说也。

　　▼周官辨伪一

　　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职》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絘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驱疫禬蛊，攻狸蠧，去妖鸟，驱水虫，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方书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

　　若是者揆之于理则不宜，验之于人心之同然则不顺，而经有是文何也？则莽与歆所窜入也。盖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于周官其未簒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簒下书不能遽变十一之说，而谓汉法名三十税一，实十税五，则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窜闾师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赋本不止于十一也。莽立山泽六筦，榷酒铸器，税众物以穷工商，故歆增窜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厌胜妖妄愚诬，为天下讪笑，故歆增窜方相壶涿哲族庭氏之文，以示圣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变也。夫歆颂莽之功，既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而公孙禄数歆之罪，又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则此数事者乃莽“与歆所窜入，决矣。然犹幸数事之外，五官具完，圣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伪托，按以《经》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

　　古者公田为居，井灶埸圃取具焉。国赋所入，实八十亩。孟子及春秋传所谓“十一”，乃总计公私田数以为言。若周之赋法，不过岁入公田之谷，并无所谓十一之名也，又安从有二十而三与十二之道哉？闾师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远郊、甸、稍、县、都之别哉？载师职所以特举国宅、园廛、漆林，以田赋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无过十二”之文，而《载师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田赋，更无可疑者矣。

　　周之先世，关市无征。及公制六典，商则门征其货，贾则关市征其廛。盖以有职则宜有贡，又惧所获过赢，而民争逐末耳。肆长之敛总布，盖总一肆买赊官物所入之布而敛之，非别有是征也。若质布则本职无是，絘布则通经无是也。今去絘布、质布、总布之文，而《廛人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市征，更无可疑者矣。

　　《方相氏》之索室驱疫也，《庭氏》之射妖鸟也，《硩族氏》之覆妖鸟之巢也，乃圣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气时作，妖鸟夜鸣，人之所忌，其气焰足以召疾殃。故立为经常之法，俾王官帅众而驱之，引弓而射之，则民志定，其气扬，而夭厉自息矣。夫疫可驱也，而蒙熊皮，黄金四目，与莽之遣使负鷩持幢何异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体魄，而入圹戈击四隅以驱方良，与莽之令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何异乎？妖鸟之巢可覆也，而以方书日月星辰之号悬其巢；妖鸟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见其形而射其方，犹有说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虫之怪可驱也，而其神可杀乎？神无形而有死，神死而渊可为陵，其诳耀天下，与莽之铸威斗，镌铜人膺文桃汤赭鞭，鞭洒屋壁，异事而同情。

　　今于方相氏去“蒙熊皮黄金四目”及“大丧”以下之文，于硩族氏去“以方书”下之文，〔“覆其巢则鸟自去矣，以方书悬巢上，是不覆其巢也”，与上文显背。〕于壸涿氏去“若欲杀其神”以下之文，于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则四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其他更无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惟此数事，揆以制作之意，显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则皆若为之前辙而开其端兆，然则非歆之窜入而谁乎？

　　昔程子出大学、中庸于戴记，数百年以来，莫有异议。朱子斥诗小序，虽有妄者，欲复开其喙，而信从者稀矣。惜乎是经之大体，二子断为非圣人不能作，而此数事未得为二子所薙芟也。虽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则姑存吾说，以俟后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伪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会男女，奔者不禁。”近或为之说曰：“是乃圣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鬬辩也。”每见甿庶之家，嫠者改适，猜衅丛生，变诈百出，由是而成狱讼者十四三焉。岂若天子之吏，以时会之，而听其相从于有司之前，可以称年材，使各得其分愿哉？管子治齐，以掌媒合，独犹师其意，则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审矣。呜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后，而姑为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则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远蒸江汉，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礼而度义也久矣。

　　又况周官之法，冠昏之礼，事党政教之，比户之女功，酂长稽之，凡民之有邪恶者，虽未丽于法，而已坐诸嘉石，役诸司空，任诸州里，尚何怨旷阴私暴诈之敢作哉！管子合独之政，乃取鳏寡而官配之，若会焉而听其自奔，则虽乱国污吏，能布此为宪令乎？盖莽之法，私铸者伍坐，没入为官奴婢，传诣钟官者以十万数，至则易其夫妇，民人骇痛。故歆增窜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会男女而听其相奔，则以罪没而易其夫妇，犹未为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为之服，歆与博士献议：“周礼：‘王为诸侯缌衰，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今周礼司服无“弁而加环绖”三语，则媒氏之文为歆所增窜也决矣。

　　〔按：莽欲九锡，则增易左传谓周公越九锡之检。莽欲称“假皇帝”，则云“书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其伪构经文，皆歆为之谋主也。又以文义核之，于“奔者不禁”下，承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则所谓“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会男女”，又曰“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重见赘设，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后媒氏之文与义皆完善。〕

　　呜呼！圣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达之也；圣人之经，所以传天心而播之也。乃为“悖理逆天”之语所混淆，至于二千余年而不可辨，则歆诚万世之罪人也！余尝病班史于莽之乱政奸言，纤悉不遗，于义为踈，于文为赘。然周官之为歆所伪乱者，乃赖《班史》而备得其征，岂非圣人之经天心不欲其终晦，而既蚀复明，固有数存乎其间耶？

　　（或曰：歆于司服职转不窜入三语，何也？盖他职所增，皆怪变不经，故必窜入以惑人听。司服职则本有“为诸侯缌衰及其首服皆弁绖”之语，而“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乃礼家之常谈，众共知之。歆之奸心，以周官虽藏册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书，故以莽之乱政，窜入诸官，颁示天下。而于已所献议，礼家之常谈转不窜入，使人疑古书之传有同异，以比于易、诗、书之文，引用或有增损者，正所谓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也。〔自记〕）

　　▼读仪礼

　　《仪礼》“志繁而辞简，义曲而体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于成周为宜。盖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义忠敬之大体，虽甿隶晓然于心，故层累而精其义，密其文，用以磨礲德性，而起教于微渺，使之益深于人道焉耳。后世淳浇朴散，纵性情而安恣睢，其于人道之大防，且阴决显溃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戋戋于登降进反之仪，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较于微忽之间，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汉以降，其用此必有变通矣。独是三代之治象，与圣人彷徨周浃之意，可就其节文数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韩子读此，惜不得进退揖让于其间。然其辞以类相从，其义以合而见，而韩子乃分剟而别著为篇，则非吾之所能知矣。

　　▼书考定仪礼丧服后

　　余少读《仪礼》《丧服传》，即疑非卜氏所手订，乃一再传后，门人记述，而间杂以已意者，而于经文则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时憯然不得于余心，乃试取传之云尔者剟而去之，而传之文无复舛复支离而不可通晓者；更取经之云尔者剟而去之，而经之义无不即乎人心，然后知是亦歆所增窜也。盖丧服之有厌降，见于子思、孟子之书，惟尊同不降，则秦、周以前载籍更无及此者。而于莽之过礼竭情以侍凤疾，及称供养太皇太后，义不得服功显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为比类焉。

　　呜呼！先王制礼，有迹若相违而理归于一者，以物之则各异，而所以为则者无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则无是也。曾是可厚诬先圣而终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其于易、春秋间有称引，皆自为之说而谬其指。书之传、诗之序，虽有假托，而经文则未尝增易焉。然则公孙禄所谓“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者，丧服经传之文，尤显见于当时，而为老师宿儒所指斥者欤！〔时《周官》始出，《戴记》尚未列于学官。〕

　　▼读孟子

　　余读仪礼，尝以谓虽周公生秦汉以后，用此必有变通。及观孟子，乃益信为诚然。孟子之言养民也，曰制田里、教树畜而已。其教民，则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凡昔之圣人所为深微详密者无及焉。岂不知其美善哉？诚势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层累而精之，则终亦可以至焉。

　　其言性也亦然。所谓“践形养气、事天立命”，间一及之而数举以示人者，则无放其良心以自异于禽兽而已。既揭五性，复开以四端，使知其实不越乎事亲从兄，而扩而充之，则自无欲害人、无为穿窬之心始。盖其忧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廹，皆昔之圣人所未发之覆也。

　　呜呼！周公之治教备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礼俗层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则更乱世，承污俗，旋举而立有效焉。有宋诸儒之兴，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则虽妇人小子，一旦反之于心，而可信为诚然。然则自事其心与治天下国家者，一以《孟子》之言为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也。谓“周人记之”，则于明堂方位、度数、朝会、礼仪宜详。谓鲁人自侈大，则宜先周公勋劳法则，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诰典册，而无一具焉。至鲁君臣相弑，三传无异辞，初诵经书者皆识焉。记者能详四代之服器官，而独昧于此，岂不异哉！及读《前汉书》，然后知此莽之意，而为之者刘歆之徒耳。

　　莽之簒，无事不托于周公。其居摄也，群臣上奏称明堂位以定其仪，故记所称莫不与莽事相应。其称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以莽践阼背斧依南面朝群臣也。贼臣受九锡以为簒征，自莽始，故备举鲁所受服器官，以为是犹行古之道耳。其称鲁君臣未尝相弑，又以示传闻不可尽信，若将为平帝之弑设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易周公以天子”，与当日群臣所奏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后践阼，隐相证也。莽赞称“假皇帝”，则奏称《书》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书既逸矣云云者，谁实为之？又况漫无所稽之杂记哉！

　　或疑“周公践阼，倍依以朝诸侯”，别见史记鲁、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记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简册，秘府而外，藏书甚希。太史公书，宣、成间始少出。自向校遗书，歆卒父业，以序七略，东汉宗之，凡后世子史之传，皆歆所校录也。歆既伪作明堂记，独不能增窜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诗、书而外，周人之书成体而不杂者，莫如左氏春秋传。史克之颂，祝鮀之言，于鲁先世事详矣，无一语及此。而悖乱之说，皆见于歆以后始显之书，则歆实伪乱增窜以文莽之奸也决矣。

　　尝考鲁世家削去“成王临朝”至“□□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说”，前后文义脗合无间。而周本纪所谓“周公摄行政当国”，与尚书“位冢宰，正百工”义正相符。是则刘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旧者。且《金縢》乃伏生之书，始出即列于学官，称“王与大夫尽弁”，又云“公为诗以贻王，而王亦未敢诮公”，则年非甚少，断可识矣。以是观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诬妄也。盖欲言“周公践阼”，而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践阼耳。昔韩子论学，首在别古书之正伪，取其正者以相参伍，而得其会通，则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书考定文王世子后

　　余少读世子记，怪其语多复沓枝赘。既长，益辨周公践阼之诬，武王梦帝与九龄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观前汉书，王莽居摄，群臣献议，称《明堂位》周公践阼，以具其仪，然后知是篇诬妄语，亦当时所增窜也。是篇所记，教世子之礼也，而称成王不能莅阼者再，周公践阼者三。成王幼而孤，无由习世子之礼，非关不能践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岂必践阼而后法可抗哉？其强而附之，增窜之迹，隐然可寻。莽将即真，称天公使者见梦于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故伪附此记，以示年齿命于天，而梦中得以相与。昔周文、武实见此兆，则亭长之梦，信乎其有征矣。

　　尝考周官显悖于圣道者实有数端，而察之莫不与莽事相应。故公孙禄谓歆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其罪当诛。意当其时，老师宿儒必具见周官、礼记本文，而愤其伪乱，故禄亦疾焉。余于周官之不类者，既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节次，而发其所以然之义。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数者，乃礼义之大闲，自前世或疑而未决，或习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后之君子。

　　莽之乱政，皆托于周官，而僭端逆节，一征以礼记，其引他经，特迁其说，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锡奏称：“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盖他经则迁就其义，而周官、礼记则增窜其文之征也。〕盖武帝时，五经虽并列于学官，而易、诗、书、春秋传诵者多，故说可迁，指可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仪礼孤学，自高堂生而外，学者徒习其容而不能通其义，故于丧服微窜经文，附以传语。至戴记则后出而未显。周官自莽与歆发，故恣为伪乱。然恐海内学士或间见周官之书，而传仪礼、戴记者能辨其所增窜，故特征天下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纤、钟律、月令、史篇文字者，并诣公车，至者以千数，皆令记说廷中，而又使歆卒父业，典校群书而颁布之。使前见《周官》、《仪礼》《戴记》之本文者，亦谓歆所增窜，杂出于廷中记说，而疑古书所传或有同异。其巧自盖者，可谓曲备矣。

　　自班固志艺文，壹以歆所定七略为宗，虽好古之士，无所据以别其真伪，而每至歆所增窜，则鲜不以为疑。盖书可伪乱，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礼记，无明堂位，至东汉之初，马融始入焉，其为歆所伪作，无可疑者。而此记所称“周公践阼”及他诬妄语，莫不与莽事相应，一如莽之乱政，分窜于诸官。先圣之经，古贤之记，为歆所伪乱者，转赖其自盖之迹以参互而得之。岂惟人心之不可蔽哉，盖若天所牖焉。后之人或以专罪余，则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书，先逸礼，以戴氏所传无明堂位及此记所增窜也。次古书，以称周书，逸嘉禾篇，假王莅政也。次毛诗，以毛氏后出未显，俾众疑其引诗而迁其说，谬其指者，或出于毛氏也。〔如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以天下养”之类〕次周官，其乱政皆分窜于诸官也。并及尔雅杂家，使众莫测也。《易》《春秋》无求焉，以莽事无所托，虽有称引，而于本文无增窜也。

　　昔朱子谓戴记所传，或杂以衰世之礼。然相提而论，其诬枉未有若周公践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梦帝与九龄，而文王复与以三者；其悖谬未有若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及“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为其母功显君服天子之吊服，而不主其丧，则杂记之文母亦歆所增窜，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间耳。而古者子为大夫，于父母之服即有变，况践阼居天子之位乎？子为大夫，父母之为士者尚不敢主其丧，况居天子位，与尊者为体，而可私屈为母丧主乎？歆既邪恶，而文学乃足以济其奸，凡所增窜，辞气颇与《戴记》《周官》为近，故历世以来，群儒虽究察其非，终怀疑而未敢决焉。班史谓“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余考自古承学之士，通经习礼而为妖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艺文奸言，当其时即交讪焉。而歆蠧蚀经传以诬圣人，乱先王之政，至于千七百余年而莫敢薙芟，则歆之罪其更浮于莽也与！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阅大戴记，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诬，而未得证验。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犹不能无疑。及考王莽传，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窜此于大戴记，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后莽请考论五经，以定天子之娶礼。又恐戴记出宣、元间，学者多见其书，故其后复征群士，使记说逸礼于廷中，以欺惑学士。

　　莽之簒，无事不托于文武、周公，盖夏殷以前先圣之事与言所传甚希，众皆耳熟焉，难以凿空构立。而经传诸子皆周人之书，遭秦火而始出于汉，故使歆典挍，卒向之业，以售其奸。自东汉相传以至于今，皆歆所校录也。学者可溺于前儒传授之言，而不别其真伪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说见家语，又见史记，又见贾谊保傅篇。而汉书亦云“武帝命画周公负成王图以赐霍光。”盖莽与歆既曰“成王不能践阼”，则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无是也。其书乃伏生所传，旧列学官，不可诪张为幻，故于戴记窜焉。又恐戴记出宣、元间，学者间有其书，故欲多为之征，而论语乃世儒所习诵，故又于《家语》窜焉。

　　汉兴，博学多闻莫如贾生，继春秋，创史法，嚢括载籍，为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于二书窜焉。至汉书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图，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构造，又或史官所记本周公辅成王图，而歆易为负，班固因之，皆不足据也。众言樊乱，必折诸经。金縢之篇曰“王与大夫尽弁”，则既冠明矣。公以诗贻王，而王亦未敢诮公，则已甚达于世事矣。以是知古书中言成王幼不能践阼者，皆妄也，而况云在襁褓之中哉？幸而金縢之篇尚存，不然则歆之怪变竟无从而得之矣。

　　或又以王自称“冲子”，周、召称“王孺子”为疑，是惑也。《盘庚之诰》自称“冲人”，范文子为大夫赞军谋，而武子呼为“童子。”嗣君之自谓，师保之规箴，其称言义当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读经解

　　此记中间所述多荀卿语，疑出于汉之中叶，而传荀氏之学者为之也。三代盛时，国不异政，家无殊俗，诗、书、礼、乐布在庠序，以为四术。降至春秋，王道虽微，而周礼未改。孔子赞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于战国，百家放纷，儒术大绌，焉有一国而专立一经以为教者哉？遭秦灭学，至汉景、武之间，诸老师各抱一经以授其徒，于是齐、鲁、燕、赵、邹、梁之学兴。而承其学者，复以教于乡邑，各自为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质行能，亦渐摩于经说而别异焉。记者既列教之所由分，并其说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风俗，非群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养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于礼，而礼非天子不能行。礼之兴，然后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和仁信义得其质，宗庙朝廷得其秩，室家乡里得其情。礼之废，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恶，其乱百出而不可禁御。凡此，皆荀氏所谓原先王，本仁义礼，正其经纬蹊径，不道礼宪，而求之于《诗》《书》，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

　　夫六经火于秦，并出于汉，而礼之废则自汉始。河间献王献古邦国礼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袭秦故，以定宗庙百官之仪。其士礼之仅存者，亦未布颁以为民纪。自是以来，学者循诵易、诗、书、春秋之文，而虚言其义，有得有失，一如记所称。而礼则湮沈残缺，每至郊庙大议，众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闾阎士庶，丧祭宾婚，荡然一无所守，而竞于淫侈。《记》所云“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学者可习其读而弗察欤？

　　▼书周官大司马四时田法后

　　圣人之政，尽万物之理而不过者，不惟其大，惟其细；圣人之文，尽万事之情而无遗者，不以其详，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马四时田法，尤其显著者也。盖观春与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诸侯皆不与焉〔春著王与诸侯所执之鼓，秋著所载之旗，冬夏则特标群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烦尊者〔学士冬夏不习舞，亦此义〕且官徒殷则劳费大也。观虞人所莱之野，树表者三百五十步，围禁前后之屯百步，而知乡遂公邑都家之车徒，皆前期各习于其地，而赴禁围者无几焉。乡师“前期出田法于州里”，《大司马》“前期命修战法，茇舍治兵，所辨号名旗物，畿以内毋漏焉”，则前期而备教之可知矣。使遍陈于禁围，则一乡一遂之车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习而民不烦也。鲁人大搜，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殆其遗教与？

　　战法、田法之详，至冬狩始见者，虽各修于其地，然必待筑场纳稼之后，乃可遍简车徒，稽人畜、旗物、军器，行于三时，则夺农功，而无地以陈车马。“辨夜事于仲夏”者，人可露处而衣装约也。于茇舍特举辨军之夜事，则知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通乎三时矣。于夏举勺，于冬举烝，则祠尝视此矣。于春举社，则秋报可知矣。于秋举方，则春祈可知矣。

　　〔小雅“以社以方”，疏谓皆秋报也。大雅“方社不暮”，承祈年之后，必春祈也。吕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泽，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于春未及方祭，疑即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谷之后，可与大雅相证。〕

　　于秋冬曰“致禽”，则春夏献禽之约可知矣。于冬特举馌兽，则秋犹未敢备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馌可知矣。田法战法，冬详其目，而春举其纲。仲冬大阅，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斩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也。“中军以鼙令鼓”，至“鸣铙，且却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也。“以旌为左右和之门”，至“车徒皆噪”，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围禁也。前期修战法，四时所同，而于冬乃出之，则三时专辨其一，而大阅备举其全具见矣。使以晩周秦汉人籍之，则倍其丈尚不足以详其事，《经》则略举互备，括尽而无遗，是之谓圣人之文也。

　　▼书辨正周官戴记尚书后

　　余以王莽传辨周官所伪乱，循是以考戴记、尚书及子史传注，然后知舍莽政之符验，周官无可疵者；舍莽事之比类，古圣无见诬者。循是以讨去之，然后诸经之贼蚀，一旦而廓然。呜呼！书更秦火，篇残文缺而已耳。而歆所伪乱，则混淆于本文之中，伏闇而不可见，迭出互证，深固难摇。自程、朱二子出，然后能辨古书之正伪，而后之儒者知以理义为衡，故凡周官、戴记、书传、诗序之纰谬，虽未辨所从生，而鲜不以为疑。疑之者众，然后或得其间，而白黑可判焉。汉儒之治经，莫勤于郑氏。然以莽事训周官，而于“周公践阼”、“文王受命称王”，皆笃信焉，而益漫其支流，况毛序、孔《传》之伪杂乎？世俗之贸儒，尚或以经说惟汉儒为有据，而诋程、朱为凭臆，非所谓失其本心者与？

　　▼记王巽功周公居东说

　　泾阳王巽功卧疾连月，时往问之。一日语余曰：“周公居东，惟集传居国之东为近，而未著其何地也。自我观之，王欲亲逆，即驾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于私邑以待放，礼也。然则公所居，其近在郊关之内与？”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内公卿之采地，当在县畺，而有勋劳者别有赏田。周官载师‘以赏田任远郊之地’，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秋传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公主东诸侯，则邑于国之东宜矣。公之避与禹、益之避异，禹、益之避以远为宜，公之避以近为宜。其不之县畺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然则公所居为镐东乡郊之赏邑决矣。”

　　巽功仕不废学，其出为监司，所领皆大藩，而返自江西，诗说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辄思尚书疑义。及旦，伏枕而为草今文二十五篇，将遍矣，气虽困，见余辄蹶然兴，问辨移时。尝语河南李雨苍曰：“吾见望溪，则旷然无忧，而身为之轻效，速于药物。”其好学求友之切如此。是日也，以疾动，不任笔墨，又间厕余言，乃属余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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