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溪集卷二　读子史（论文附）

卷二　读子史（论文附）

　　◎读子史（论文附）

　　▼书删定荀子后

　　昔昌黎韩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惜其书不传。余师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复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节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薙几半，然间取而诵之，辞意相承，未见其有阂也。夫四子之书，减一字则义不著，辞不完，盖无意于文而乃臻其极也。荀氏之辞，有枝叶如此，岂非其中有不足者耶？抑吾观周末诸子，虽学有醇驳，而言皆有物，汉唐以降，无若其义藴之充实者。宋儒之书，义理则备矣，抑不若四子之旨远而辞文，岂气数使然耶？抑浸润于先王之教泽者，源远而流长，有不可强也。

　　▼读管子

　　管子之用周礼也，体式之繁重，一变而为径捷焉；气象之宽平，一变而为严急焉。非故欲为此也，势也。盖周公之时，四海一家，制礼于治定功成之后，故纪纲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节，以俟其迟久而成。管子承乱，用区区之齐，将以合势之散，正时之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岂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难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严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尽万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齐其民也，则将时用以取所求，是则其根源之异也。而读其书，尚知令行禁胜之必本于君身，聪明思虑当付之众人而不自用，则又非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读史记八书

　　礼、乐、律、历四书，或曰褚少孙所补，或曰盖子长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礼乐，用意尤深，盖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历书及封禅书。至宗庙百官之仪，则袭秦故不合圣制者。汉之乐，自文景以前，习常肄旧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虽尔雅，然自青阳、朱明、西皥、玄冥而外，多谀诞，且非雅声。其甚者如太乙马歌，则汲黯所谓“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复排纂为书。盖伤汉之兴，几无所谓礼乐也。故于四时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论”，则非为之而未具明矣。其续以《戴记》、荀卿之文，或乃少孙所为耶？汉之乐既无可次，而律则往古成法，故独著其通于兵事，以为法戒。武帝改历，虽由公孙卿札书，而洛下闳运算日顺夏正，于历术则无可议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书之义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

　　其后四书论系于书后，亦各有义焉。盖河渠、平凖，非若礼乐、律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数次列于后者。封禅书所载诸畤诸祠，虽有方色牲币之数，而皆秦、汉间妖妄不经之制，且与封禅无与也，故其事并详于书，而略见已意于后。惟天官宜与律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独传其精义者，灾异之变，有亲得之见闻者，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众法于前，而以已意详论于后，所由与律历二书异也。七书皆通古今，而平准则汉一代之制，故独以古事附论于后而志慨焉。乐、律、天官三书之末及律书序，前后各附赘一节，意义无可推者，或亦少孙所为。然秦纪亦别载襄公后二百余年事，岂子长摭拾旧闻，始将采用，后复置之，而录者不知而妄附与？是未可知也。

　　▼书礼书序后

　　是篇之义，盖痛古礼遭秦而废，历汉五世而终不能兴也。盖秦有天下，杂采六国礼仪，而尽弃三代之旧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汉诸帝半挟私意而安秦仪。故首揭其指，以谓“先王制礼，所以宰制万物，役使群众者，皆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强设也。”

　　其曰“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盖叹古仪法之具存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尚得《邦国礼》五十六篇，况汉之初，秦、周间老师宿儒犹在，使高帝有志复古，文献非无征者。而叔孙通希世度务，虽有损益，大抵皆袭秦故。厥后以文帝之躬化，而惑于道家之言，武帝虽好儒术，实不能用。太初所定，不过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禅。其宗庙百官之仪，袭秦之故，不合圣制者，遂著为典常，而垂之于后。过此以往，则去古愈远，复之愈难矣。

　　当是时，所招儒术之士，非不能定仪也，恐陈古义以拂时君之欲，故迁延观望，至十余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议“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是深知礼意者，而适与武帝时四海骚然，人民愁病，灾异数见相反，故帝闻而恶之。观“制诏御史”云云，则惮复古而乐秦仪，情不能自掩矣。子长盖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伤其心于往事，而称孔子以正名，不合于卫，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间献王所献邦国礼五十六篇，至唐犹存，而唐以前无议复者，犹秦志也。呜呼！子长其见之矣。

　　▼又书礼书序后

　　子长此《序》，非独痛时事也，其于终古礼俗之变尽之矣。盖三代之礼，缘情依性，故能经纬人道，规矩无所不贯。上自宫寝、郊庙、朝廷之礼，既有以正君身，统百官，下逮黎庶，宫室、车服、饮食、嫁娶、丧祭，各授以节而适其宜。所以宰制万物，役使群众，而人力无所庸者，此也。礼之失，自春秋始，极于战国。至秦有天下，杂采六国之仪，而尽废三代之礼，盖将极情纵欲，凡势力之所能逞则恣焉，而深恶夫古礼之大为之防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体之欲，不为之节，则日就淫侈，而民力将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礼为防，所以救民之雕敝也。鲁，秉礼之国也，而僭郊禘；管仲，贤大夫也，而备三归；子夏，圣门之高弟也，而说纷华盛丽。故先王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犹惧民之踰其防也，况导以淫侈而不为之制乎！《太初》所定，不过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庙百官之仪，凡宫室、车服、饮食、嫁娶、丧纪，下逮黎庶者无闻焉，而制辞乃曰“百姓何望”之数者虽尽善，与百姓何与？况其为袭秦之故，不合圣制者乎？汉之诸帝无论矣，独文帝之躬化，可以兴礼，而溺于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貎，无益于治，则于先王之缘情依性，经纬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闻也。

　　夫无躬化则礼不虚行，然有躬化而不兴三代之礼，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将纳民于轨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后，身不能由，而于民亦荡然不为之制。其宗庙百官之仪，仅有存者，亦虚器耳。而定为典常，垂之于后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于秦、仪，而不知三代所损益为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复见也哉！此子长所以痛也。

　　▼书乐书序后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损满持盈，极情纵欲，穷兵四远，佚而不思其终，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勅，次及成王之恐惧善守，以为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盖谓不乐淫侈而乐损减，与众人之情异耳。君子能乐损减以自节其所乐，然后民得沐浴膏泽，歌咏勤苦，此海内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为至也。其序《律书》，终于文帝之烟火万里，可谓和乐，用此义焉耳。

　　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于乐，而声之邪正，其感各以类应，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故汉兴，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时兴道致治，修礼正乐，而信方士，举慝礼，宠嬖幸，为新声，夜祠郊坛，男女杂歌，以流星为瑞应，则与夫“躬明堂，陈雅乐，而万民咸荡涤邪秽以饰厥性”者异矣。

　　夫六国及秦二世不过以郑声自为娯，而武帝乃次马歌荐于宗庙，汲黯所谓“先帝百姓岂知其音”，盖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与齐优并容于鲁，黯言虽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呜呼，秦之衰，李斯犹能直谏，而弘乃以黯为当族，则视赵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此可为流涕者与？序乐至此，则更无可言者矣，而少孙乃疑其辞事之未终而续焉。夫平准著天变人祸，皆由兴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终，而此书痛弘以谗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勅始，是二书之义法也，而少孙未之或知耶？

　　▼又书乐书序后

　　班史载武帝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河间献王献雅乐，俾乐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郑声。故是书于郑声之祸，独寓意于春秋六国及秦二世。而武帝所兴新乐，仅载十九章，且称其多尔雅之文，然于其中特举四时之歌，则舍是无足论者矣。

　　自郑音之兴，历数百年，更三代，而时君世主无不流沔于此，故曰“德至者所乐益异”，谓与春秋、六国、秦、汉之君异也。河间献王所献雅乐，弘尝谓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辅帝荐之郊庙，反因论马歌以陷直臣。方是时，凡帝过举，皆弘以谀佞成之，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所目击而心痛也。不然，则有虞氏之赓歌，何为读之而流涕哉？

　　▼诂律书一则

　　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类而可识。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情，核其华，道者明矣。非其〔其当作“具”〕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

　　神者，乐之精华，所以动天地、感万物之实理也。生于无形者，太虚之絪缊也。成于有形者，播于乐器，然后声生而神寓也。数者，十二律三分损益之数也。播于有形之乐器，然后其自然之数一一形见，而成宫、商、角、徵、羽之声也。神使气者，以天地之神而运于人之气也。气就形者，以人之气而就乎乐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气之大小缓急调剂而成，故曰“就”也。既播于有形之乐器，则其理如物类之群分而有可别矣。方其未播于乐器，初无宫商清浊之可别，所谓“未形而未类”也。既播于乐器，则钟磬管弦，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谓“同形而同类”也。然虽同形同类，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浊高下，又各自有别。类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别其度也；类而可识者，审音而可识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阴阳之理，自然而有别者也。

　　圣人知天地之理，而识其所以别者，故能从“有”以至未有，而得细于气、微于声者，所谓神也。有者，器数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数之未形也。声气辨于既有器数之后，而神存于未有器数之先，故从“有”以至未有，然后可以探声气之本而得其神也。然圣人虽识天地之神，而苟无以存之，众人不能用也，故制为器数以存之，则其理虽微妙，必因器数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实也。华者，器数之形；道者，神理之运也。核其器数而无差忒，则神理之运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于圣人之心，而作律之圣人又乘其聪明之独擅，以核乎器数之分，岂能存天地之神，而使声气之实理各効于器数之中哉？圣人辨器数以著声音之实理，所谓“成形之情”也。

　　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来，物之衰旺视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闻声知胜负，而胜者负者不自知也；审乐知兴亡，而兴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毕効于声乐，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设为器数，而神亦于是乎存。其欲存之者，圣心聪明之所寓也，故莫贵焉。

　　▼书封禅书后

　　是书所讥武帝事，义皆显著，独杂引故事，则意各有指。武帝名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禅合不死郊畤秘祝，不过与祠神君灶鬼同意耳，盖好神而实比于慢矣。故首载“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复大书“始皇封禅后十二岁秦亡”，示无德而渎于神，为亡征也。殷二宗遇物变，惧而修德，国以兴，历年以永，示宝鼎一角兽不足为符应也。其详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语，以雍之诸祠兴于秦，而敦、儋妄称符命，以启二君之汰，为方士怪迂语之微兆也。苌弘欲以物怪致诸侯，无救于周之衰而身为僇，则以方祠诅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传为上天，穆公死年有征，则黄帝鼎湖之事，乃此类耳。管仲能设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汉公卿乃狥方士以从君于昏，是可叹也。

　　夫孔子论述六艺，无及封禅者，则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传所言易姓而王封禅者七十余君，姑无论其有无，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于天，如成王乃近之耳。岂以是为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莱士之术乎？所谓群儒不能辨明封禅事者，此也。故其发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谓非以是致怪物与神通耳。天官书论曰：“自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盖以太初改历，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孙卿《札书》所云“黄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赞飨，而颁历之诏复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历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义盖与是书相发也。

　　▼又书封禅书后

　　是书义意尤隐深者，其称“或问禘”之说，盖谓禘虽典祀，然不知其义，礼不虚行，况以封禅致怪物与神通乎？《礼》之渎，季氏尝旅于泰山，孔子讥之，谓神弗享也。则以封禅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

　　汉兴六十余年，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者，谓经礼雅乐宜以时兴也，岂谓其中于方士之怪迂语哉？世言黄帝尝用事于雍畤，以语不经见，搢绅者尚不道，况天子赞飨郊坛，制诏海内，而用黄帝得宝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说乎？夫封禅之仪，虽湮灭不可详，而事则可辨。以为合不死之名，虽秦皇帝之世未常有此，惜乎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犹幸其束于诗、书古文，孔子所论述，不至如方士之骋其诞耳。篇中著孔子论述六艺，不及封禅，又曰“维成王近之”，盖谓传所称封禅者七十二君，本无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与神通，则举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禅之有无，又不足辨矣。此子长之微指也。

　　▼书史记十表后

　　迁序十表，惟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者称“太史公读”，谓其父所欲论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称“余读”以别之。

　　周之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则在其和之行政。秦并六国，以周东徙，乘其险固形势，故僭端早见于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兴，皆甚难，而汉独易，以秦之重而无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职效忠。此数义者，实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变。或迁所闻于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学推本焉，要之皆义所弗害焉尔。其自序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而本纪、八书、世家、列传无称其父者，故揭其义于斯，则踵春秋以及秦灭汉兴文、景以前，〔谈语：迁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史记放绝，余甚惧焉。〕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具见矣。

　　十篇之序，义并严密而辞微约，览者或不能遽得其条贯，而义法之精变，必于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准焉。欧阳氏五代史志、考、序论，遵用其义法，而韩、柳书经子后语，气韵亦近之，皆其渊源之所渐也。

　　▼书史记六国世表序后

　　篇中皆用秦事为经纬，以诸侯史记及周室所藏，尽灭于秦火，所表见六国时事，皆得之秦记也。独举三晋、田齐，以是表踵春秋之后。燕、楚旧国，事具春秋，且乱臣窃国，晏然不讨，而中原尽为所据，此世变之极，天下所以竞于谋诈，而弃德义如遗迹也。

　　秦之德义无足比数，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说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归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实。而不知秦之得意，盖因乎世变。是何也？以谋诈遇德义，则民之归仁沛然，谁能御之？以谋诈驭谋诈，则秦之权变非六国所能敌，其成功非幸。此所谓世变之异也。世变异则治法随之，故汉之兴，多沿秦法。

　　昔三代受命，相继相因，孔子推之，以为百世可知。秦始变古，而《传》乃曰“法后王”，何也？孔子之所谓因者，礼也。天不变，道亦不变。迁之所谓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与世而迁近已而俗变相类，论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谋而同，势之往而不反者也。故迁之言，亦圣人所不易也。其诮学者以不道秦事为耳食，盖深感世变，而诡其辞以志痛与！

　　▼读孟子荀卿传后

　　驺衍以下十一人，错出《孟子荀卿传》，若无伦次，及推其意义，然后知其不苟然也。盖战国时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驳矣。故首论商鞅、吴起、田忌以及从横之徒，著仁义所由充塞也。自驺衍至驺奭，说犹近正，而著书以干世主为志，则已骛于功利矣。其序荀卿于衍、奭诸人后者，非独以时相次也。荀卿之学虽不能无驳，而著书则非以干世，所以别之于衍、奭之伦也。自公孙龙至吁子，则舛杂鄙近，视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终，忽著墨子之地与时，而不一言其道术，盖世以儒、墨并称久矣，其传已见于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详也。

　　夫自汉及唐，《庄》《列》皆列于学官，而孟子犹未兴。以韩子之明，始犹曰“孔、墨必相为用”，而较孟子于荀、扬之间，子长独以并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见。至荀卿受业于孔氏之门人，则弗之著也。老、庄、申、韩、衍、奭诸人皆有传，而墨子则无之，盖孟子拒而放之之义。然则子长于道，岂槩乎未有闻者哉？

　　▼书老子传后

　　太史公传《老子》，著其国焉，著其邑焉，著其乡焉，著其里焉，外此无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谥焉，著其官守焉，外此无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孙焉，著其孙之元来焉。于其子孙元来，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时与国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无有也。

　　盖世传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迹，故特详之，以见其生也有国邑乡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终有谥，其身虽隐，而子孙世有封爵里居，则众说之诞，不辨而自熄矣。世传所以多幻怪者，盖因老子见周之衰而隐去，莫知所终，故不详其年寿所极。而同时有老莱子，言道家之用，后百余年，有周太史儋，号为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传与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后正言以断之曰：“老子，隐君子也。”则非有幻怪明矣。终之曰：“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则著书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与老莱子别为二人明矣。

　　始吾友昆绳实为是解，微昆绳，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昆绳既殁，其所述盖无传焉。由是言之，凡古书之存，而后人不得其意，与得之而其说无传者，可胜道哉！

　　▼书儒林传后

　　子长序儒林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盖叹儒术自是而变也。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以德进，以事举，以言扬，诗、书、六艺，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养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战国、秦、汉所用惟权谋材武。其以文学为官，始于叔孙通弟子以定礼为选首，成于公孙弘请试士于太常，而儒术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盖曰：自周衰，王路废而邪道兴，孔子以儒术正之，道穷而不悔。其弟子继承，虽陵迟至于战国，儒学既绌焉，而孟子、荀卿独遵其业。遭秦灭学，齐、鲁诸儒讲诵不绝。

　　汉兴七十余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术，而诸老师尚守遗经，其并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汉间摧伤摈弃，而不肯自贬其所学者也。盖诸儒以是为道术所托，勤而守之，故虽困而不悔。而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而曰“以文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圣人之经为艺，以多诵为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子长所读《功令》，即弘奏请之辞也。自孔子以来，群儒相承之统，经战国、秦、汉，孤危而未尝绝者，弘乃以一言败之，而其名则曰“厉贤材”，悼道之郁滞，不甚可叹乎！嗟夫！汉之文学虽非古，犹以多诵为通经也。又其变，遂滥于词章，终沈冥而不返焉。然则子长之所虑，其远矣哉！

　　▼又书儒林传后

　　是书叙儒术至汉兴，首曰“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继曰“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终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骤观其辞，若近于赞美，故废书而叹”，皆以为叹六艺之难兴也。然其称叹兴于学也，承太常诸生之为选首；称“学士乡风”，承“公孙弘以白衣为三公”；称“斌斌多文学之士”，承“选择备员”，则迁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诸经师，备及弟子子孙之为大官，而首于申公之门，别其治官民能称所学者不过数人，而复正言以断之曰：“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其刺讥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其于孔子之门独举五子，若曰“是于圣门非殊绝也，而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业于子夏之伦者，亦为王者师。”盖儒者宁隐而不见其出也，必不肻自轻其道如此。今乃以记诵比掌故，补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废《书》而叹也。而习其读者乃以为赞美之辞，噫！失之矣！

　　▼书刺客传后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书、左传，或辞意不完，而于国策有远过本文者。其序聂政事曰：“其姊嫈闻之，乃于邑曰：‘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盖韩、卫悬隔，政又自刑以绝踪，其姊非闻而骇且疑，无缘遂如韩市也。既见政尸而列其名，并为严仲子死，则他无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气矜之隆，可以过贲、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见所亲皮面、抉眼、屠肠，而从容赞美如途人者乎？观太史公所增损，乃知本文之踈且拙也。

　　盖国策本记言之书，中间序事，多者不过数语，而亦未有殊绝者。余少读燕策荆轲刺秦王篇，怪其序事类太史公，秦以前无此。及见刺客传赞，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称“得之公孙季功、董生所口道”，则非国策之旧文决矣。盖荆轲之事虽奇，而于策则疏。意国策本无是文，或以史记之文入焉，而削高渐离后事，以事在六国既亡后耳。楚世家载“弋者说顷襄王”，真战国之文也，而《国策》无之。盖古书遭秦火，杂出于汉世，其本文散轶，与非其所有而误入焉者多矣，不独是篇为然也。

　　▼书萧相国世家后

　　萧相国世家所叙实绩仅四事其定汉家律令及受遗命辅惠帝皆略焉盖收秦律令图书举韩信镇抚关中三者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其终也举曹参以自代而无少芥蔕则至忠体国可见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发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觉之则于至忠体国之道有伤矣故终载请上林空地械系廷尉明何用诸客之谋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则别见曹参张苍传何之终惠帝临问而举参则受遗命不待言矣盖是二者于何为顺且易非万世之功之比也

　　班史承用是篇独增汉王谋攻项羽何諌止劝入汉中一事在固亦自谓识其大者然其事有无未可知信有之亦谋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语甚鄙浅与何传气象规模不类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以固之才识犹未足与于此故韩柳列数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严矣哉

　　▼书淮阴侯列传后

　　太史公于汉兴诸将，皆列数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区区者不足言也，惟于信，详哉其言之。盖信之战，刘、项之兴亡系焉，且其兵谋足为后世法也。然自井陉而外，阳夏、潍水之迹盖略矣。其击楚破代，亦约举其成功。至定三秦，则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见于他传。盖汉、楚之争，惟定三秦为易，虽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纪韩之战，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败及韩。”乍观之，辞意似不相承。然使战韩之前，具列两国之将佐，三败之时地，则重膇滞壅，其体尚能自举乎？此纪事之文，所以《左》、《史》称最也。

　　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乡利倍义，乃谋畔于天下既集之后乎？其始被诬以行县邑，陈兵出入耳。终则见绐被缚，斩于宫禁，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其与陈豨“辟人挈手”之语，孰闻之乎？列侯就第，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诈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信之过，独在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

　　（后论似果以信为叛逆者，盖其诬于《传》具之矣，故反言以见义，谓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时矣。若果谋此，虽族诛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肻出此乎？案其实特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耳。萧何之烈，仅以闳夭、散宜生拟，而乃以周、召、太公望叛逆之人哉！〔自记〕）

　　▼书货殖传后

　　桑弘羊以心计置均轮平准，阴与民争利，所谓“涂民耳目，几无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连及之。然后推原本始，以为中古而后，嗜欲渐开，势不能闭民欲利之心，以返于太古之无事，故其善者，亦不过“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诲整齐，犹能导利而上下布之，未闻与民争也。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谓“因之利道之”也。至于教诲整齐，则太公、管仲犹庶几焉，独不及最下者之争，盖其事已具于《平准》矣。故于此书惟见义于群下。

　　其称患贫也，极于百室之君、万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盖不敢斥言也。其称贤人深谋廊庙，谓赵绾、王臧之属耳。世有守信死节而志归于富厚者乎？特论议朝廷时之訑语耳。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谓公孙弘、倪宽之属也，故侪之于攻剽椎埋赵女郑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于素封，谓以公卿大夫为归于富厚之径途，转不若素封者之无可丑耳。其正言断辞，则皆于庶民之货殖者发之，故曰：“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匹夫编户，犹以奸富为羞，况人物所托命，乃不务德而用心计以与民争，是不终日之计也，果可以途民之耳目耶？

　　▼又书货殖传后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以及人民謡俗性质作业，则以汉兴海内为一，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两举庶民经业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称农田树畜，乃本富也；后所称贩鬻僦贷，则末富也。上能富国者，太公之教诲，管仲之整齐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赣、白圭是也。计然则杂用富家之术以施于国，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试所长”许之。猗顿以下，则商贾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赣、白圭也。是篇大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

　　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耶？

　　▼书太史公自序后

　　子长作封禅书，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则曰：“是岁天子方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又记其言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命也夫！”余少读而疑焉。及读封禅书，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禅事，然后得其意。盖封禅用事虽希旷，其礼仪不可得而详，然以是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莱士之术，则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长恨群儒不能辨明，为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未尝与此。而所为发愤以死者，盖以天子建汉家之封，接千岁之统，乃重为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从行而辨明其事也。

　　所记群祀，惟太畤、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于篇末，曰“五宽舒之祠”，示太畤、后土二祠而外，皆宽舒成之而已，不与其议也。独其自序曰：“奉使适返，见父于河、洛之间。”则是岁封禅，其父子皆未与明矣。而《封禅书后论》则自谓从行，岂所从者乃其后五年一修之封与子长之言曰：“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难为浅见寡闻者道。”然则读子长之书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书太史公自序后

　　史记世表曰“太史公读”者，谓其父也，故于已所称曰“余读”以别之。其他书传篇首及中间标以“太史公曰”，则褚少孙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续。惟是篇“先人有言”与上不相承，盖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迁之家传也，其父欲论次史记，而迁为太史令，紬石室金匮之书。其先世世掌天官，而迁改天历，建于明堂，则传之辞事毕矣。后篇则自述作书之指也。“自黄帝始”以上，通论其大体，犹诗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数言，犹诗之有小序也。本纪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条也。余书曰“作”者，已所论载也。总之曰“为《太史公书序》”者，明是书乃其父之书而已，不敢专也。

　　其本传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故序书既终，而特以是揭其义焉。其覆出“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盖举其凡计缀于篇终，犹卫霍列传特标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耳。自少孙于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壶遂及“遭李陵之祸”，并增“太史公”三字。〔汉书十年而遭李陵之祸。〕遂使世表称“太史公”，读者几不辨为何人。而是篇所述，辞指暧昧，不可别白。夫是篇，迁之家传也，故于其父始称名，而继则以爵易焉。乃复自称爵以混于其父，可乎？此以知为少孙所增易也。古书篇帙既有伪乱，学者从百世下凭臆以决之，所恃者义意有可寻耳。然世士溺于所传旧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书汉书礼乐志后

　　甚哉，班史之踈于义法也！太史公序礼乐而不条次为书，盖以汉兴，礼仪皆仍秦故，不合圣制，无可陈者，郊庙乐章，并非雅声，故独举马歌，籍黯言以明已意，且以著弘之阴贼耳。其称引古昔，皆与汉事相发，无泛设者。固乃漫原制作之义，则古礼乐及先圣贤之微言，可胜既乎？是以不贯不该，倜然而无所归宿也。其于汉之礼仪则缺焉，而独载房中、郊祀之歌及乐人员数。夫郊庙诗歌，乃固所称“体异雅颂，又不协于钟律”者也。既可备著于篇，则叔孙所撰藏于理官者，胡为不可条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韩、柳、欧、苏、曾、王诸文家叙列古作者，皆不及于固。卓矣哉，非肤学所能识也。

　　▼书汉书霍光传后

　　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韩氏目春秋为谨严，故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独著其有关于治乱者。班史义法，视子长少漫矣，然尚能识其体要。其传霍光也，事武帝二十余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谨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而其事无传焉。盖不可胜书，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其详焉者，则光之本末，霍氏祸败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后人反是，是以蒙杂暗昧，使治乱贤奸之迹并昏微而不著也。是传于光事武帝，独著其出入殿门下，止进不失尺寸，而性资风采可想见矣。其相昭帝，独著“增符玺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国之钧，负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学专汰，则于任宣发之，而证以参乘，则表里具见矣。盖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然尚有未尽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显，及禹山之奢纵，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则可约言以蔽之者也。具详焉，义无所当也。假而子长若退之为之，必有以异此也夫。

　　▼书王莽传后

　　此《传》尤《班史》所用心，其钩抉幽隐，雕绘众形，信可肩随子长，而备载莽之事与言，则义焉取哉？莽之乱名改作，不必有征于后也。其奸言虽依于典诰，犹唾溺耳，虽用文者无取也。徒以著其诪张为幻，则举其尤者以见义可矣。而喋喋不休，以为后人诙嘲之资，何异小说家驳杂之戏乎？汉之朝仪礼器，一切阙焉，而具详莽所易职官地域之号名，不亦舛乎？冯道事四姓十君，窃位固宠于簒弑武人之朝，其丑行秽言必多矣，欧公无一及焉，而转载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与当时士无贤愚皆喜为称誉，至拟之于孔子，是之谓“妙远而不测”也。

　　▼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诲传》总揭数义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后，中间又凡举四事，后乃详书之。此书疏论策体记事之文，古无是也。

　　《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议论与叙事相间。盖四君子之传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故于伯夷传叹天道之难知，于孟荀传见仁义之充塞；于屈原传感忠贤之蔽壅，而阴以寓已之悲愤。其他本纪、世家、列传有事迹可编者，未尝有是也。重诲传乃杂以论断语。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欧公最为得《史记》法，然犹未详其义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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