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答陶弘景难《均圣论》

答陶弘景难《均圣论》

　　难云：“释迦之现，近在庄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关宜隐。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阎浮有四，则东国不容都无？”

　　答曰：“释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经既无年历注记，此法又未东流，何以得知是周庄之时？不过以《春秋》鲁庄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见为据。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国用何历法？何因知鲁庄之四月是外国之四月乎？若外国用《周正》邪，则四月辛卯，长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与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鲁之四月为证，则日月参差，不可为定。若不以此为证，则佛生年月无证可寻。且释迦初诞，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见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时，堕地行七步。初无星辰不现之语，与《春秋》恒星不现，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阎浮有四，此道已流东国者，敬王已来，至于六国，记注繁密，曾无一概。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时，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则释迦之兴，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难云：“夫子自以华礼兴教，何宜乃说夷法？故叹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别意。”

　　答曰：“弘教次第，前《论》已详，不复重辨。”

　　难云：“四夷之乐，裁出要荒之际，投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称重译，则天竺、罽宾，久与上国殊绝，衰周已后，时或有闻。故邹子以为赤县于宇内，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汉初，长安乃有浮图，而经像眇昧。张骞虽将命大夏，甘英远届安息，犹弗能宣译风教，必其发梦帝庭，乃稍兴显。此则似时有通碍，非关运有起伏也。”

　　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盖由缘应未发，非谓其途为远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东流，若非缘应未至，何以致此？及后东被，皆由缘应，宜发通碍，各有其时，前《论》已尽也。”

　　难曰：“若必以缘应有会，则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浇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浇者，夫为罪莫过于杀，肉食之时，杀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为教萌，于大慈神力不有所踬乎？若秔粮未播，杀事难息，未审前时过去诸佛，复以何法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为报乍轻，一杀禽兽，受对更重，首轻末重，亦为未达。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孔所云闻声不食，斩伐以时者，盖欲大明仁义之道，于鸟兽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谓内愓寡方，意在缘报，睹迹或似，论情顾乖，不审于内外两圣，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参差，难用顿悟，谨备以咨洗，愿具启诸蔽。”

　　答曰：“民资肉食，而火粒未启，便令不肉，教岂得行？前《论》言之已具，不复重释。众生缘果所遭，各有期会。当昔佛教未被，是其恶业盛时；后之闻法，是其善业萌时。善恶各有其时，何关淳厚之与浇薄？五支之戒，各有轻重，非杀戒偏重，四支并轻。且五业虽异，而互相发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兽之戒，兽轻故后被。训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渐弘仁恻，前论已详，请息重辨。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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