輶轩语(21)_张之洞

二一

　　一、通经

　　○读经宜读全本。

　　《周礼》、《礼记》、《左传》断不可删，即鲁钝者亦须买全本，就其上钩乙选读，日后尚可寻检寓目，不然，终身不知此经有几卷矣。

　　○解经宜先识字。（字书、韵书之学，经学家谓之小学。）

　　此非余一人之私言，国朝诸老师之言也。字有形，形不一：一、古文，二、籀文，三、小篆，四、八分，五、隶书，六、真书，相因递变。字有声，声不一：有三代之音，有汉魏之音，有六朝至唐之音。字有义，义不一：有本义，有引申义，有通借义。形声不审，训诂不明，岂知经典为何语耶？

　　如何而后能审定音义？必须识小篆、通《说文》、熟《尔雅》。（“五雅”、《玉篇》、《广韵》，并宜参究。）俗师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末不知其源，骋其臆说，止如寱语。此事甚不易，非翻检字书便能通晓者也。（《说文》字部难于寻检，近人毛谟《说文检字》、黎永椿《说文通检》，颇便初学，黎书较胜。　《方言》、《释名》、《小尔雅》、《广雅》、《埤雅》，为“五雅”。或以明方以智《通雅》易《埤雅》。）

　　《说文》初看无味，稍解一二，便觉趣妙无穷。国朝讲《说文》之书甚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善。段注繁博，可先看徐铉注《说文解字》。（俗称“许氏《说文》”，其书较简约，成都有版。）

　　○读经宜正音读。

　　古时九州语言不同，而诵诗读书同归正读，故太史公曰：“言不雅驯，荐绅难言。”班孟坚曰：“读应《尔雅》，古语可知。”雅者，正也。近世一淆于方音，一误于俗师。至于句读离合，文义所系，尤宜讲明。音读雅正，可据者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其中皆采集魏、晋、南北朝诸家音释，不同者并存之，各本经文不同者标出之，此可听学者自视家法择善而从。总不出此书之外，即可为有本之学。（《释文》旧有两本，今武昌局刻乃用卢校本翻雕，清朗可看。成都亦新刻。）

　　经传中语，同此一字，而区分平仄，音读多门，以致韵书数部并收，异同之辨，相去杪忽。此皆六朝时学究不达本源、不详通变者所为。（本源者，形声。通变者，转注、假借。）揆之六书之义，实多难通，故《颜氏家训》已发其端，《经典释文·叙录》直攻其失，近代通儒纠擿尤备。特初学讽诵，不示区分，将各骋方言，无从画一。且义随音别，解识（记也。）为易。律体诗赋一出，更难通融，此乃因时制宜之道。又同此一字，或小有形变而解诂遂殊，点画无差而训释各别。训因师异，事随训改，各尊所受，歧说滋多。然正赖此经本异文、异读、异义参差抵牾，得以钩考古义。学者博通以后，于音义两端窥见本源，自晓通借。先知其分而后知其合，不可躐等也。（此二条虽是约说，颇有深谈，小学家字书、韵书大旨略具，通材详焉。）

　　《经典释文》皆用反切。反切者何？反，翻也，犹言“翻译”也。（反切之“反”，平声，读如平反之“反”，与“翻”同字。《通鉴》注音即书作“翻”。宋人有《翻译名义集》。）切，急也。（唐人忌“反”字，改称“切”。）反者，一字翻成两声，切者，两字合成一声，其实一也。缓读则是反切之两字，急读便成所求之一音。如经传所载，“不可”为“叵”，“之乎”为“诸”，“奈何”为“那”，“勃鞮”为“披”，“邾娄”为“邹”，“终葵”为“椎”，“鞠穷”为“芎”，“不律”为“笔”，“须葑”为“菘”。三代语如此者，不可毛举。魏孙炎因创为反语之法，以两字定一音，为直音一字易差，（字下注“音某”者为直音。一形容有写讹，一声亦恐小变。）反切两音难掍也。（有两字，互相参检，不至两字形声，一时俱误也。）反切之义，不过如此。法甚简，理甚浅，妇孺可晓。（初制反切之时，不过取其合声，就此两字推测之，则上一字必同母，下一字必同韵。此乃自然之理，不劳求索而自合。）乃宋以后人不信古经，而好佛书，遂以为反切字纽出于西域，牵合华严字母，等摄烦碎，令人迷罔。（宋人始以唐僧珙《反纽图》附《玉篇》后，等韵亦宋人作。）其实与三代秦汉六朝以来之声韵，丝毫无关。夫经字须用反切者，所以教不识字之童子也，如后世纽弄等韵之说，文士老儒且多瞀惑，古人何苦造此难事以困童蒙哉？（辨字母之非古，详戴震《东原集》。）因近世学人，每每以反切为微眇难穷之事，故为浅说之。（或将反切两音合读之而不能得声者，不晓古音故耳。如“亨”字，许庚反，古读“许”如“浒”也；“长幼”之“长”，丁丈反，“射中”之“中”，丁仲反，古读“丁”如“争”也；“德行”之“行”，下孟反，古读“下”为“浒”，读“孟”为“芒”去声，读“行”为“杭”去声也；“霸王”之“王”，于况反，古读“于”如“污”也；“殷监”之“监”，工暂反，古读“监”如“淦”也；亵，私列反，古读“私”如“犀”也。）

　　○读经宜明训诂。

　　诂者，古言也，谓以今语解古语。此逐字解释者也。训者，顺也，谓顺其语气解之。（或全句，或两三字。）此逐句解释者也。时俗讲义，何尝不逐字逐句解释？但字义多杜撰，语意多影响耳。

　　训诂有四忌：一，望文生义。（古书多有一字数义之字，随用而异。有假借字，字如此写，却不作此字解。有讹脱字，不能强解。若不加详考，姑就本义串之，此名望文生义。）一，向壁虚造。（无论实字虚字，解说皆须有本。出于六朝以前书者为有本。若以想当然之法行之，则依稀仿佛，似是而非，此名向壁虚造。）一，卤莽灭列。（古事自有首尾。散见本书他书不能臆造。古礼自有当时制度，古书自有当时文体，亦有本书义例。凡一书必有本书之大例、句例、字例。若任意武断，合于此而背于彼，此名卤莽灭裂。）一，自欺欺人。（凡解经者，地名须实指何地，人名须实指何人，器物草木须实指何器物草木，若函胡敷衍，但以“地名”、“器物名”、“草木名”了之，事既不详，理即不确，此名自欺欺人。）

　　总之解经要诀：若能以一字解一字，不添一虚字，而文从字顺者，必合；若须添数虚字补缀斡旋方能成语者，定非。

　　○宜讲汉学。

　　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朱子论贡举治经，谓“宜讨论诸家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云云。即如南宋理学家如魏鹤山、词章家如叶石林，皆烂熟注疏，其他可知。）傥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方今学官所颁《十三经注疏》，虽不皆为汉人所作，然注疏所言即汉学也。（国朝江藩有《汉学师承记》，当看。阮元《经籍纂诂》，为训诂最要之书。）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不然，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于经旨无与也。譬如晋人与楚人语，不通其方言，岂能知其意中事？不问其姓氏里居，岂能断其人之行谊何如耶？（汉人说岂无讹漏？汉学者，用汉人之法、得汉人之意之谓也。）

　　《十三经注疏》及相台岳氏本五经，（江苏、贵州曾依殿本再翻，成都新刻。）皆古注。（《易》，王弼、韩康伯注。《书》，孔安国传。《诗》，郑康成注。《春秋左传》，杜预集解。《礼记》，郑康成注。）沿明制通行之五经，皆宋、元注。（《易》，朱子本义，程传。《书》，蔡沈传。《诗》，朱子集传。《春秋》，旧用胡传，今废，仍用《左传》杜注。《礼记》，陈灏集说。）此为正经正注。《御纂七经》乃荟萃历代传说裁定。

　　○宜读国朝人经学书。

　　经语惟汉人能解，汉儒语惟国朝通儒能遍解。何也？国朝诸大儒读书多，记书真，校书细，好看古书，不敢轻改古本，不肯轻驳古说，善思善悟，善参校，善比例，善分别真伪，故经学为千古之冠。书多矣，以《皇清经解》为大宗，虽未全录，已得大概。此书一千余卷，当从何种看起？先看郝疏《尔雅》、段注《说文》、《经义述闻》三种。（此书书精价廉，一举而得数十百种书，计无便于此矣。乍看注疏，人所不耐，故必以国朝人经说先之。）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成书后，续出者尚多，先出而未见、未收者，亦不少，以此例之即得。

　　通志堂刻《经解》，卷轴虽富，菁华无多。（其中上驷多有别刻本。李衡《周易义海撮要》、敖继公《仪礼集说》、卫湜《礼记集说》，无别刻本。）当徐东海初刻时，即为何义门所讥，其与学海堂刻《经解》相去远甚。若治经从此下手，穷年莫殚，所得有限，不惟徒劳，且茫无师法，转致迷罔矣。若于此道遭源流派别既已秩然，再取读之，未为晚也。

　　○宜专治一经。

　　十三经岂能尽通？专精其一，即已不易。历代经师大儒，大约以一经名家者多，兼通群经，古今止有数人。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他。但仍须参考诸经，博综群籍，方能通此一经。不然，此一经亦不能通也。

　　○治经宜有次第。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隔膜。）《礼》之条目颇多，卷帙亦巨，初学畏难。《诗》义该比兴，兼得开发性灵，郑笺多及礼制，此经既通，其于礼学寻途探求，自不能已。《诗》、《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书》道政事，《春秋》道名分，典礼既行，然后政事、名分可得而言也。（《尚书》家伏生，《左传》家贾生，《公羊》家董胶西、何劭公，皆精于礼学，案其书可知。）《易》道深微，语简文古，训诂、礼制在他经为精，在《易》为粗。所谓至精，乃在阴阳变化消息，然非得其粗者，无由遇其精者。（此姚姬传论学古文法，援之以为治《易》法。精者可遇而不可凿，凿则妄矣。）“三礼”之中，先《仪礼》、《礼记》，次《周礼》。《仪礼》句碎字实，难读能解，难记易晓，注家最少，异说无多。好在《礼记》一书即是外传。（《礼记》难于《仪礼》，《仪礼》止十七件事，《礼记》之事多矣，特其文条达耳。）《周礼》门类较多，事理更为博大，汉人说者亦少，（晚出之故。）故较难。然郑注及国朝人零星解说亦已明白。《尚书》辞义既古，隶古传写，通借、讹误，自汉初即有今、古文两家异文歧读。（此谓真古文，非蔡传所云“今文无，古文有”之古文也。）至西晋梅氏古文晚出，唐初伪孔传专行，（六朝江左即盛行，未定一尊耳。）而汉代今、古文两家之经传一时俱绝，故尤难通。《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史记》明言之。）“三传”并立，旨趣各异。《公羊》家师说虽多，末流颇涉傅会，何注又复奥朴；《左传》立学最晚，汉人师说寥寥，惟杜注行世，世人以其事博辞富，求传而不求经。故《公羊》家理密而事疏，《左传》家事详而理略。（非谓左氏，谓治左氏者耳。）《谷梁》师说久微，（见《隋书·经籍志》。）国朝人治者亦少。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至于《周易》，统贯天人，成于四圣，理须后圣方能洞晓，京、孟、虞、郑诸大师以及后代诸家，皆止各道所得，见仁见知，从无一人能为的解定论，势使然也。且阴阳无形，即使谬称妄说，无人能质其非。所以通者虽少而注者最多，演图比象，任意纷纭，所谓画狗马难于画鬼神之比也。总之，《诗》、《礼》可解，《尚书》之文、《春秋》之义不能尽解，《周易》则通儒毕生探索，终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经次第，自近及远，由显通微，如此为便，较有实得。（蜀士好谈《易》，动辄著书，大不可也，切宜戒之。）尹吉甫之诗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古训，《诗》学也；威仪，《礼》学也。此古人为学之方也。（试考春秋时，几无人不诵《诗》学《礼》，称道《尚书》者已较少。至于《周易》，除卜筮外，谈者无多，意亦可知三代时，《易》不以教学僮，为太史掌之，今赖有《系辞》，或可窥见一斑耳。）

　　非谓此经精通，方读彼经；谓浅显者未明，则深奥者不必妄加穿凿，横生臆见。津梁既得，则各视性之所近，深造致精可也。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三经”必涉《诗》、《礼》。

　　○治经贵通大义。

　　每一经中皆有大义数十百条，宜研究详明，会通贯串，方为有益。若仅随文训解，一无心得，仍不得为通也。

　　考据自是要义，但关系义理者必应博考详辨，弗明弗措。若细碎事体猝不能定，姑仍旧说，不必徒耗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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