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溪集卷六　序

卷六　序

　　◎序

　　▼礼记析疑序

　　自明以来，传注列于学官者，于礼则陈氏集说，学者弗心餍也。壬辰、癸巳间，余在狱箧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视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义，则多未审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盖礼经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记所闻，记者非一时之人，所记非一代之制，必欲会其说于一，其道无由，第于所指之事、所措之言无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举一端，而始末不具，无可稽寻。其言或本不当义，或简脱而字遗，解者于千百载后，意测而悬衡焉，其焉能以无失乎？

　　注疏之学，莫善于三礼，其参伍伦类，彼此互证，用心与力，可谓艰矣。宋、元诸儒，因其说而紬绎焉，其于辞义之显然者，亦既无可疑矣，而隐深者则多未及焉。用此知古书之蕴，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学所能尽也。然惟前之人既辟其径涂，而言有端绪，然后继事者得由其间而入焉。乃或以已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艰，过矣。余之为是学也，义得于记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陈说而审详焉者十三四，是固陈氏之有以发余也。

　　既出狱，校以卫正叔《集解》，去其同于旧说者，而他书则未暇遍检。盖治经者求其义之明而已，岂必说之自已出哉！后之学者，有欲汇众说而整齐之，则次以时代而录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书，岂独运量万物，本末兼贯，非圣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辞，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诗书，无与之并者矣。盖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而是书指事命物，末尝有一辞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难，显非学士文人所能措注也。

　　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盖二书乃圣人一心所营度，故其条理精密如此也。尝考诸职所列，有彼此互见而偏载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毎职必详者，有略举而不更及者，有举其大以该细者，有即其细以见大者，有事同辞同而倒其文者。始视之若樊然淆乱，而空曲交会之中，义理寓焉。圣人岂有意为如此之文哉？是犹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气之所旁畅也。观其言之无微不尽，而曲得所谓如此，况夫运量万物而一以贯之者乎？

　　余初为是学，所见皆可疑者。及其久也，义理之得，恒出于所疑。因录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为伪者，岂独于道无闻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既称“《周官》遍布周密”，乃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又谓“颇有不见其端绪者，学者疑焉”，是殆非一时之言也。盖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书。其于人事之始终，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于所行，然后以礼乐、兵、刑、食货之政散布六官，而聨为一体。其笔之于书也，或一事而诸职各载其一节，以互相备，或举下以该上，或因彼以见此，其设官分职之精意，半寓于空曲交会之中，而为文字所不载。迫而求之，诚有茫然不见其端绪者。及久而相说以解，然后知其首尾皆备，而脉络自相灌输，故叹其遍布而周密也。

　　余尝析其疑义以示生徒，犹苦旧说难自别择，乃并纂录，合为一编。大指在发其端绪，使学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盖是经之作，非若后世杂记制度之书也。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继日穷思而后得之者。学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异。有或异此，必蔽亏于天理，而人事将有所穷，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其然，则是编所为发其端绪者，特治经者所假道，而又岂病其过略也哉！

　　▼春秋通论序

　　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说，就其一节，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异事而同形者，则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异义，但一字异，则义必异焉。”然经之异文，有裁自圣心而特立者，如鲁夫人入各异书之类是也；有沿旧史而不能革者，称人、称爵、称字、称名、或氏、或不氏之类是也。其间毫茫之辨，乍言之若无可稽寻，及通前后而考其义类，则表里具见，固无可疑者。

　　抑尝考诗、书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为首尾，虽有不通，无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则孔子所自作，而义贯于全经，譬诸人身，引其毛发，则心必觉焉。苟其说有一节之未安，则知全经之义俱未贯也。又凡诸经之义，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义，则隐寓于文之所不载，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同或异，参互相抵，而义出于其间。所以考世变之流极，测圣心之裁制，具在于此。非通全经而论之，末由得其间也。余窃不自忖，谨师戴记与程子之意，别其类为三十有六，而通论其大体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学者知所从入，至尽其义类，与圣心同揆，而无一节之不安，则愿后之君子继事焉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经为绝学矣。夫他书犹孔子所删述，而是经则手定也。今以常人自为一书，其指意端绪必有可寻，况圣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

　　盖屈折经义以附传事者，诸儒之蔽也；执旧史之文为《春秋》之法者，传者之蔽也。圣人作经，岂预知后之必有传哉？使去传而经之义遂不可求，则作经之志荒矣。旧史所载，事之烦细及立文不当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详，或同或异，策书既定，虽欲更之，其道无由，而乃用此为褒贬乎？于是脱去传者诸儒之说，必义具于经，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后以义理为权衡，辨其孰为旧史之文，孰为孔子所笔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

　　余之始为是学也，求之传注而樊然淆乱，按之经文而参互相抵，盖心殚力屈，几废者屡焉。及其久也，然后知经文参互及众说殽乱而不安者，笔削之精义毎出于其间。所得积多，因取传注之当者，并已所见合为一书，以俟后之君子。其功与罪，则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删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为学舍，故府之礼籍，史臣之记载，太师所陈之风謡，无家自为书者。周衰道散，然后诸子各以其学鸣。惟荀氏之书，略述先王之礼教，管氏之书，掇拾近古之政法，虽不遍不该，以视诸子之背而驰者，则有间矣。而其义之驳，辞之蔓，学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书所自具，而管氏则众法家所附缀而成，且杂以道家之说，齐东野人之语，此则就其辞气可识别者也。

　　余少时尝妄为删定，兹复审详，凡辞之繁而塞、诡而俚者悉去之，而义之大驳者则存而不削，盖使学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为知道者所深摈，亦所以正其趋向也。管氏之书，其本真盖无几，以其学既离道而趋于术，则凡近似而有所开阐者，皆得以类相从，而无暇深辨焉耳。

　　▼重订礼记纂言序

　　元儒临川吴氏三礼之学，惟戴记纂言为当，高安朱公可亭重订焉。辨析开阐，自为之说者，其多与吴氏等，而精密则过之。其书行世久矣，而必欲余为之序，盖公抱疾数年，惟经学为孜孜，时与余商论，而见谓微有知也。

　　余尝怪诗、书所传，出于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汉唐以后，以经学相承者皆憔悴专家之儒，卿相则无一有焉。其能者不过于诗赋辞章得其崖略而已。盖古之人必德之盛、学之优，然后任此位。后世或以勋劳，或以地势，又其次则科举之士，累日积久以致之，则其心不能专，而日有不暇给，固其宜也。惟本朝安溪李文贞公周易通论、尚书洪范传，所见有进于前儒者，而近复见公此书及仪礼节略，盖二公于诸经皆沈潜反复，务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书尤平生精力所专注，宜其可以逾远而存也。

　　李公早岁登甲科，五十以后始开府于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学侍从之官，其于讲学治经，固宜宽然有余。而公自翰林出为县令，遍历烦剧，以晋大府，使众人当之，宜无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礼意若此。盖公自承亲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应乎礼经，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测也。抑吾因此有感焉。自圣祖仁皇帝笃好周易、尚书，竟世讲诵不辍。圣上继序郊庙，礼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礼经，制诏所颁，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应期而以经学鸣。《记》有之：“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为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书而并发斯义，俾后公而生者，益忾乎有志于诸经未发之覆也。

　　▼孙征君年谱序

　　容城孙征君既殁三十有七年，其曾孙用桢以旧所编《年谱》属余删定，既卒事，而为之序曰：

　　自古豪杰才人，以至义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众矣，而传经守道之儒无是也。极其患，至于摈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会天道人事之穷，而至于授命，则必时义宜然，而与侠烈者异焉。世皆谓儒者察于安危，谨于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尽也。盖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三才万物之理，全而赋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殽于物者，天下皆是也。《记》曰：“人者，天地之心，惟圣贤足以当之。”降此则谨守而不，夫惟儒者殆庶几耳。彼自有生以至于死，屋漏之中，终食之顷，懔懔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无以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艰，较之奋死于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为心，而藉之纪纲乎人道者也，岂忍自戕贼哉！孔子于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际，则援天以自信，盖示学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极也。

　　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将亡而不可强以仕，此固其所以为明且哲也。然杨、左诸贤之难，若火燎原，而出身以当其锋。及涉乱离，屡聚义勇以保乡里。既老，屏迹耕桑，犹以宵人几构祸殃。迹其生平，阽于危死者数矣。在先生自计，固将坦然受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盖若有阴相者。今谱厥始终，其行事或近于侠烈，而治身与心则粹乎一凖于先儒。学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观天人之际，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学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范其耳目百体，以养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于命，而粗亦不失为寡过。又使人渐而致之，积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学所祖述者，盖此也。自阳明王氏出，天下聪明秀杰之士，无虑皆弃程朱之说而从之。盖苦其内之严且密，而乐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详，而乐王氏之简也。凡世所称奇节伟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强奋发，一旦而成之。

　　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于死，无一息不依乎天理，而无或少便其私，非圣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为宗，由是耳目百体一式于仪则，而无须臾之纵焉，岂好为苟难哉？不如此，终不足以践吾之形而复其性也。自功利辞章之习成，学者之身心荡然而无所守也久矣。而骤欲从事于此，则其心转若臲卼而不安，其耳目百体转若崎岖而无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说，途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为而与道大适，恶用是戋戋者哉？”则其决而趋之也，不待顷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体，而不能尽其精微，而驳者遂至于猖狂而无忌惮。此朱子与象山辨难时，即深用为忧，而预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极也。

　　金沙王无量辑学案，以白鹿洞规为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饶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条目，以及高、顾、东林之《会约》。盖无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颷流方盛，故发愤而为此也。此所谓“信道笃而自待厚”者与！惜乎其学不显于时，无或能从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孙澍将表而出之，学者果由是而之焉，则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后实，耳目百体必式于仪则而后安，而驯而致之，亦非强人以所难。既志于学，胡复乐其疎且简，以为自欺之术哉？

　　▼畿辅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虚作。况守官治民，其尊显者，大节必有征于朝野；其卑散者，遗爱必有被于闾阎，宜乎公论彰明，而不可以为伪矣。然取诸旧史者，得其实为易，而取诸郡州县志者，得其实为难。盖非名实显见，末由登于国史，而史作于异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县志，则并世有司之所为耳，其识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势利请托又杂出于其间，则虚构疑似之迹，增饰无征之言，以欺人于冥昩者不少矣。

　　高邑赵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计数之君子也。同时宦于畿辅，风节治行见于公文而确乎有据者，凡二十余人，而郡县旧志无一及焉。观其所不载，则载者可尽信乎？欲削其所疑，则非“小善必录”之义，且无以辨其非真。欲别求其可信，则不与公同时及同时而未见于公文者，又绝无可考。以是推之，欲贤者之不遗，而无实者不得冐滥，岂易言哉！

　　虽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迹，每见一州一邑三数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洁，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农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滥，或久而莫辨，若显悖于所闻，众必哗然而摘其实。此传所称“有所有名而不如其无”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旧史为断；自明以后，姑仍郡州县志，而见于忠毅之集者，转不以著于是编。盖一人之文，一郡一时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载之则所漏实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为志者，知怵然为戒，详酌于民言而达于史官，又以见忠直循良之实，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征者，毋专据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孙，慎毋虚美其先人，而转以自播扬也。

　　▼教忠祠规序

　　宗法祭礼之废久矣。唐宋诸儒所讨论，当其身不能尽行，而欲世为天下法，得乎？礼虽先王未尝有可以义起者，以恊诸人心，而众以为安也。古者建国，始得立五庙。北宋以前，犹有四庙、三庙、二庙之制。自程子谓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属，则时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远祖。自是以后，学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复为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而朱子于始祖远祖则不敢祭，非独疑于僭也。盖内反于身，觉哀敬思慕之诚达于高曾，已觉分之难满。又进而推之远祖始祖，恐薄于德，而于礼为虚。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此物此志也。”盖程子以已之心量人，觉高曾始祖之祭阙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则以礼之实自绳，觉始祖远祖之祭备举，而诚不能贯。义各有当，并行而不相悖也。

　　苞性顽薄，少壮远游，祭多不与难。后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无斋。抚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为怆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荐而进，虽吾父吾母，亦未尝如见乎位，如闻乎容声，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将祭之先，既祭之后，以“临尸不怍”及“爱其所亲”之义内讼，乃知无怍于祖，无怍于高、曾之难，为之怵然，而因此知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废高、曾之祭，则愧怍亦无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于礼”之意也。

　　兹酌定祭礼，兼立祠规，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礼经》而凖以众人所能行，吾子孙能恪守之，则于古者立宗收族之义，犹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于荡然不为之制也与？

　　▼吴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齿中以文学著称于庠序者，多不利于科举，而吴君宥函为最。岁甲申，总其课试古今文为二集，而属余序之。

　　余观自明以来，取士之功令，施于学校之试者犹宽，而直省、礼部之试特严。惟其少宽也，故士之声实虽未得备知，而历试之册籍可稽也，其乡之士大夫可访也。惟其特严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营其私，而所号为贤者，亦自任一时之见，而无由考其信。故学校之试，以中智司之，而不当者十之一；直省、礼部之试，以明者主之，而当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为私而不私，然后民受其利。”余尝谓乡举里选之制复，则众议不得不出于公，而或恐士皆饰情以乱俗。呜呼！是不达于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矫之久则性可移，而况人性所固有之善乎？东汉之兴，士大夫之厉廉隅而尚奇节者，其初岂不出于矫也哉！

　　然其究至于毁家亡身而不贰，则亦非人情所能伪矣。揉木以为轮，虽槁暴而不复挺者，矫之久以成性也。悬法以驱民于死，其势甚逆，然秦人行之数世，则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领也若性然。况乎教化之行，其显者渐民于耳目心志之间，而其微者足以赞化育而密移于性命之际，董子所谓“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长伪以乱俗，过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据之实行，而论之以少长相习之人，犹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无补之学，试于猝然而决以一人无凭之见，欲其无失也，能乎哉？

　　宥函学老而行醇，上之所求于士者，宜此等也，而数摈于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于教人与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则皆出于课试，流传四方，而众载其言久矣，盖不以余文为轻重也。

　　▼储礼执文稿序

　　昔余从先兄百川学为时文，训之曰：“儒者之学，其施于世者求以济用，而文非所尚也。时文尤术之浅者，而既已为之，则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杂述先儒之陈言而无所阐也；亦知辞之尚于古矣，乃规摹古人之形貎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辞古而必已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难，而今之所当置力也。”

　　先兄素不为时文，以课余，时时为之。期年而见者尽骇，以试于有司，无不摈也。余曰：“时文之学，非可以济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见，而习于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为之，则后必有应者，而其道不终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学，尝不用于宋矣，及明之兴，而用者十四五。当天地蔽塞、万物汹汹之日，以一老师率其徒，以讲明此理于深山穷谷之中，不可谓非无用者矣。乃功见于异代，而民物赖以开济者且数百年。故君子之学，苟既成而不用于其身，则其用必更有远且大者。此与时文之显晦大小不类，而理则一也。”

　　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讲明于事物之理而求以济用者，既未尝笔之于书，独其时文为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寻流播于世，至于今，而海内之学者，几于家有其书矣。夫时文者，科举之士所用以牟荣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膴仕者，出其所业，众或弃掷而不陈。而先兄以诸生之文，一旦横被于六合，没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于时以由其道。夫以学中之浅术，而能使人有所兴起如此，况其可以济用者而适与时会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学虽小，而不可以苟也。

　　先兄之文，虽为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实寡。今储君礼执，殆所谓“应之”者与？窥其所以为文之意，而按其理与辞，何与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于贫病，非独其学之大者不能承，而时文之说亦卤莽而未尽其藴焉。观礼执所见之能同，未尝不惊喜而继之以悲也。

　　▼熊偕吕遗文序

　　余客游四方，与当世士大夫往还日久，始知欧阳公所云“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于世毫无损益，而不足为有无，洵足悲也。故中岁以后，常阴求行身不苟而有济于实用者。

　　雍正元年，川陕总督年羮尧入觐，所至院司提镇皆过礼以崇敬，一时争传山西寿阳令供具。一守驿站，故常传呼纷至，则独身前往。羮尧亦异之，问其姓名，则江西安义熊应璜偕吕也。是年始以进士出试用，到官，即象八卦，区境内为九宫，各计广轮，择走集支凑之地，设社仓一，义学一，中央倍之。凶荒赋粟不远其居，少长相师，以亲以睦，区中聨伍，相保相纠，盗贼奇邪之民，居无所容，窜无所匿，期月政行，乡郊无犬吠之警。呜呼！此《周官》比闾族党州乡之法，朱子所谓“合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代、师旅、田猎而共为一事”者。此法行，则人人安其居，宿其业，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于官。

　　余难后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阴流入圹起厝。乾隆七年告归，余生□至自江西，为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则寿阳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进退取与，必以古义自绳。久困公车，房师某畀数百金，使由捷径，君固辞不受。及当官，则为前令任宿负以毁其家。其家居，倡复庐溪堰润三十余里，垂三十年不困于旱潦。噫！行身不苟，而才济于实用，君其庶几乎！惜乎吾与生同时，而不得一见其人，罄其胸中所藴蓄也。

　　又昌倜傥有父风，为余涉三江、彭蠡之险，往反四千余里，连岁再至，而后有成事。将归，出君制义请序。发而视之，其源出于其乡先生陈、章诸公，而小变其格调。盖君久于场屋，不得不参用欧公所谓“顺时”者。而性质之耿介，智识之闳深，时跃露于辞气之外，则其积于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笃志，经史古文皆未克成书，而所存惟制艺。以君高望远志于《周官》之治教，而不获成政于一邑之间，序其文，未尝不掩卷而三叹也。

　　▼左华露遗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诺夫至京师，相问劳毕，即出一编曰：“此吾妺夫左君华露遗文也。”华露为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孙，年十二，能背诵《五经》，游庠序有闻，未三十而夭。吾妺不食经旬，既而以姑老，义不得死，隐悯至今十余年，累然麻衣。近始为定嗣，且刻其遗文，谓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没于后者，惟子之一言。子恶能已于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垂死，以文属所亲，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既哀而序之，又以叹夫为科举之学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时文之知，至于既死而不能忘，盖习尚之渐人若此。今华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则无病也。而吾族姑念无可以致厚于其夫者，而图名字之不没于后，则与寻常女妇之所见异矣。

　　华露之文，实清新可喜。惜乎天夺其年，而不克终其业也。诺夫夙精于文律，故余为叙其大略，而论定之详，则转以相属云。

　　▼杨黄在时文序

　　自明以《四书》文设科，用此发名者凡数十家。其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或以浮华炫耀一时而行，则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销委焉。盖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

　　丙午、丁未间，闻喜杨黄在守选京师，与余交，间出其时文，能曲畅所欲言，以显事物之理，又能紬绎先儒之学，而发其端绪之未竟者。余亲为点定，凡数十篇。观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树立，常欲开之，使得展布。其后高安朱可亭入为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则以君为首。时君令建昌，寻以部推知广西宾州，未赴任，丁外艰。及服阕，补广东德庆州，则高安既没，余亦罢官。君以忼直忤监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监司皆苦相挤，而大府持之，以君为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职，士民醵金为道赍，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绝。

　　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学江苏，欲得正直有学行者相助，正文体，磨礲群士，余谓“非君不可。”元孚通书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后五日至昆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于松江使院。君适遘疟寒疾，就余于金陵，将与余纵览江介川嵓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云松重刻其时文，余覆阅之，益信文之于人，譬诸草木，枝叶必类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诚服，独所至必见恶于长官。元孚思用其文学以广教，思涉月而有变，欲少从容山水间而疾困之，不可谓非所遇之穷也。然余戒为时人作序四十余年，至君之文，则不请而有言。览是编者，可慨然想见其为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东北隅，涧樵吕公读书其中，因以名诗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属序其诗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屡固辞焉。公将归，谓余曰：“子之戒，苦众人之扰扰耳。吾两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于身后，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殁，其孙肃高来告丧，在途及遗命，谆谆及此。耀曾以书速至再三，余卒卒无余闲。又念志公之墓已及公诗，无为复序也。

　　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后三日，夜过中梦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翻，余夙所心惬，使更视之。坐移时，作而曰：“兹为永诀矣。”俄而若将远行，公使人来赆。觉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呜呼！岂公既没而犹拳拳于此乎？抑余负诺责，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谓思梦乎？公之灵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给，不宜漫应以病吾心。而古贤之无宿诺，惟其始之严且确也。

　　公诗格调不袭宋以后，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恻恻感人，实得古者《诗》教之本义。乃备叙始末，俾耀曾以告公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与余之成言也。

　　▼王巽功诗说序

　　易、春秋而外，经之难治者莫如诗、礼，各有所指之事书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诗则事之有征及辞意显而可辨者无几，而得其人与世者尤稀。学者惟就其辞以意逆之，故其说终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会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为衡，辨而斥之，然后诗之大体有可稽寻。然以恶序说之深，或并其犹可以通者而斥之，或于诗之辞意可以两行者而一断之。故自是以后，学者虽知序说之非，而于朱子之说亦尚有不能惬者。《语》曰：“三代之际，非一士之知也。”盖圣人之经之难治也，亦若此已矣。

　　泾阳王巽功以诗说国风示余，其所疑于序说之可存，与朱子之说之未尽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为说，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尝谓“经者天地之心，说之而当，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笃学，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谬也。然吾闻君子之为学也，至于辨之明，思之审，以致于理之一，然后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讲习之初，必彼此互异，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后真是出焉。故朱子于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轩、伯恭，往复论辨，龃龉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已，则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说既多与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异已者而与之讲议可也。巽功将更定其书之体例，而索序于余，乃为述古人共学之义，俾知其难，毋好同而恶异，以致于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镜焉。

　　▼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

　　歙县曹晋袁，传其高曾以下远近宗妇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许嫁而守贞，终世为嫠，遭变而死义者，十有三人。余观妇人以节完者，《六经》所著，卫共姜、纪季姬两人而已。盖自周以前，妇人不以改适为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为耻。齐桓怒少姬，未绝之也，而蔡人嫁之。却犨求婚，鲁人为夺施氏妇。公侯卿族如此，则他可知矣。李斯颂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之文，盖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

　　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贤，犹推国恩于朱氏，而程子则以娶其子妇者为其孙之仇。其论娶失节之妇也，以为已亦失节，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

　　黔越有猺民焉，女子许嫁，则去其家而适野，有身然后归，匪是则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岂其性殊与？亦习所蔽耳。使严申国禁，而开以圣贤之教，安知其不可终革乎？吾因晋袁所述，有感于古今礼俗之变，其发有端，其成有渐，而备论之如此。又以见晋袁之为此，亦将有辅于世教，而非徒为曹氏之光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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