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堂诗集》序_纪昀

《诗教堂诗集》序

　　诗之名始见《虞书》，“诗言志”之旨亦即见《虞书》。孔子删《诗》，传诸子夏。子夏之《小序》，诚不免汉儒之附益；其《大序》一篇，出自圣门之授受，反覆申明，仍不出“言志”之意，则诗之本义可知矣。故后来沿作，千变万化，而终以人品、心术为根柢：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陶诗无雕琢之工，亦无巧丽之句，而论者谓：“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李、杜齐名，后人不敢置优劣，而忠爱悱恻，温柔敦厚，醉心于杜者究多。岂非人品、心术之不同欤？

　　嘉庆丙辰，余典会试，得武陵赵子慎畛。尝自言：“幼而孤露，赖舅氏王君孝承以成立。”因以王君往来训诲之书札，装潢成卷，乞余题跋。余读之，持论严正，虑事深远；而委婉提撕，委曲周至：若惟恐赵子立志、立身之不定，又恐赵子徒知立志、立身，而乖僻不达世务者。粹然儒者之言，与矜心作意、骛名讲学者迥异。因为附识其卷末。

　　赵子以余能知王君，复以所著《诗教堂集》乞余为序。集凡六卷，曰《研农草》，曰《邮签集》，曰《闽海二集》，曰《庳篷独倡集》，曰《松涛园草》，曰《南陔书屋钞》，曰《夫江草》，而附以诗余。盖暮年精自沙汰之本，故其中可传者多。其间，清空缥缈之词，沉博绝丽之作，亦有触景寄怀、溢为奇崛之气者，而自标全集之名，则统谓之“诗教”。

　　夫两汉以后，百氏争鸣，多不知诗之有教，亦多不知诗可立教。故晋、宋歧而玄谈，歧而山水，此教外别传者也，大抵与教无禆，亦无所损。齐、梁以下，变而绮丽，遂多绮罗脂粉之篇，滥觞于《玉台新咏》，而弊极于《香奁集》。风流相尚，诗教之决裂久矣。有宋诸儒起而矫之，于是《文章正宗》作于前，《濂洛风雅》起于后，借咏歌以谈道学，固不失无邪之宗旨。然不言人事而言天性，与理固无所碍，而于“兴观群怨”“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则又大相径庭矣。

　　王君之诗，不为巉岩陡绝之论，亦不为奇怪惶惑之态，而和平温厚，能不失圣人立教之遗意，其斯为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欤？惜余未挹其风采，末由一论诗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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